1958年2月13日深夜，北京西山的冷风裹着雪末子吹进轿车缝隙。陈毅把呢大衣领子竖得高高的，车灯一划而过，玉泉山灯火便扑闪一下。他要去看叶剑英，这趟夜访没人事先张扬。车停在军委楼前，他提着酒壶迈上台阶，对守卫咧嘴一笑：“给叶帅捎句话，老陈来了。”
门刚合拢，屋里便传出爽朗笑声。叶剑英放下手中的国际形势简报，挥手示意坐下。陈毅嘬一口热茶，半开玩笑地嘟囔：“这趟外交部的车，本来是你叶帅来拉的，你不拉，可把我给累坏喽！”短短一句，把多年心事抖了个透。
叶剑英懂行。早在1940年重庆南方局，他就牵头接洽各国使团；1946年北平军调部，首席代表签名处也写着叶剑英三个字。对外联络、军事谈判、记者参访，他几乎门门都沾。周恩来曾说，给新中国选第一任外长，叶剑英排在考虑名单的顶端。只是战事火急，华南解放、广东接管、城市建政，都得靠他去镇得住。叶剑英于是婉言谢绝：“周公，还是让我留在兵马阵上吧。”
镜头往前推。1947年5月，陕北清涧县窑洞里刚刚熄灯，中央外事组挂牌，主任写的是叶剑英。那会儿苏联电台、伦敦电讯社、香港《大公报》来稿满天飞，外事组就负责拆译、汇总、甄别。叶剑英白天研究作战图，夜里批国际电讯，他笑称自己是“两班倒”的“夜猫子司令”。偏偏就是这份边打仗边做外事的经历，让他在周恩来心里多添了几分分量。
1949年9月，建国大典前夕，王炳南照着周恩来的指示，到中南海红墙里找间院子筹建外交部。人员框架七拼八凑，骨干大多出自中央外事组和北平军调部。名单送上去，叶剑英的名字再次赫然在列。可就在同月，中央决定他赴华南主持战役准备，档案袋刚放到文件柜，又被调令抽走。王炳南忍不住嘀咕：“外交部少了块顶梁柱。”
周恩来只能亲自披挂上阵，一肩挑起总理和外长。四九到五四，外事公文逾万件，他几乎件件阅批。可工作越铺越宽，政务院、国防委员会一并压过来，日程排得像密集弹幕。毛主席便暗暗动念更换外长人选。此时，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既打理繁杂市政，又豁得出去与外国资本家唇枪舌剑，风格泼辣直爽。毛主席看在眼里，不止一次打趣：“陈老总，外交场合需要点火药味，你去挺合适。”
1954年秋，陈毅调京任国务院副总理，顺带顶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那一年，他跟周恩来一道出席日内瓦会议，第一次大规模亮相国际舞台。两个多月会期，他白天论词据理，夜里对着英文稿硬啃，实在困得狠，就用冷水洗脸。随行人员私下感慨：“这脾气，这劲头，像极了炮兵营长。”
1956年，中共八大闭幕，陈毅补位政治局委员。外长接棒之事差不多板上钉钉。偏偏临到头，他进藏考察高原反应严重，返京后又在印度使馆观看影片时晕倒；任命只好暂缓。周恩来关切，却拿忙碌没法子——外交文件仍堆得老高。直到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人大五次会议决定，免去周恩来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陈毅掌印，中南海里悄悄松了一口气。
人事命令下达第二天，陈毅就跑去叶剑英宿舍。那夜他俩聊到子夜——从重庆外事组侃到北平军调部，再扯到日内瓦风波，最后落在即将召开的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陈毅不避讳自己的忐忑：“外交不是打仗，枪炮容易敲定输赢，谈判得敲字句。”叶剑英轻轻一摆手：“你有底气，有胆识，还有诗。”说完引一首旧体：“醇醪一盏客今夜，试看涛头击海门。”屋里寒气散了几分。
随后两年，陈毅主抓“求同存异”方针，在莫斯科散会时敢拍桌子，也能在雅加达街头用印尼语寒暄摊贩，硬里带软，和周恩来的“刚柔并济”正好错位互补。外交部年轻人暗地里总结：“老总一发火，外宾就知道中方底线；老总一诙谐，气氛立刻云开。”这种独有的将帅气质，让数十国代表心生敬畏，也让身边秘书手忙脚乱——毕竟稿子很难跟上临场诗兴。
回头再看那趟深夜拜访，表面一句调侃，其实将军心底有数：新中国外交这辆车，叶剑英参与装了车轴，周恩来掌了方向，而他陈毅，则在隆冬里握紧了缰绳。三个人，角色不同，目标一致。后来陈毅在一次内部会议笑道：“外交部的烙印，既有总理的章，也有叶帅的章，我只是补盖了一个军旅红戳。”这句话被记录进机关日记，成为后来年轻参赞们津津乐道的小故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