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3月，北京最后一场春雪刚落，又湿又冷的风沿着府右街钻进中南海，警卫战士关紧了门窗。就在这一天，毛主席的卫士张耀祠收到一封电报：李讷带着孩子，准备进京探望父亲。对外人来说，这只是普通探亲；对毛主席，却是半盏盼了整整两年的心灯。
李讷是主席膝下唯一真正经历“家庭时光”的孩子。1940年，她在延安窑洞里出生，父亲给她取名“讷”，意在“慎言笃行”。那年，主席47岁。多动的女婴落在他怀里，他乐呵呵地喊她“大娃娃”，而李讷咯咯笑着叫他“小爸爸”。这种反着叫的昵称，一直伴随他们到中南海。
延安岁月紧巴巴，但父女俩自有乐趣。因为常吃黑豆，李讷担忧牙齿发黑。主席侧身拍了拍小板凳，说一句玩笑话：“黑豆最多让肚子犯愁，可管不了牙齿的颜色。”孩子听完转身去玩泥巴，毛主席却拿着那把刷坏毛的木梳思考——革命不能把孩子变成温室花朵，照顾归照顾，特殊绝不能开口子。
新中国成立后，李讷进了北京西单的女子小学。户籍表上“父亲”一栏，工作人员照章要写“毛泽东”，主席却挥笔打叉，换成秘书潘崑的名字。“孩子跟普通同学一样。”这是他给教务处的唯一交代。从小学到初中，李讷都住校。每逢周末，才允许进中南海待一天。尹卫士有次看望她，发现姑娘脸色苍白，问缘故，她只说：“饿一阵就过去了，学校就这伙食。”尹卫士偷偷带去一大包苏打饼，结果被主席察觉，挨了一顿数落：“三年困难了，我娃也要跟大家一起扛。”
日子再难，孩子也在长大。1968年后，全国激烈的风浪让许多红卫兵离开课堂，李讷也被下放。1972年，主席把她派往井冈山五七干校劳动，任务是“读懂农村，读懂中国”。正是在山坡上挑土、在稻田里踩泥的那些日子，她结识了憨厚直爽的徐宁。对方没多少文化，却能背得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的句子，两人很快相互倾心。李讷托人把申请书送进了中南海，说想和徐宁成家。主席只问了两件事：人品怎么样，成分如何；获知对方出身工农，劳动踏实，他批了字：“同意，祝幸福。”
1971年秋天，一场简朴的婚礼在井冈山脚下的小礼堂举行。没有华灯，只有杉木枝扎成的拱门。主席没到场，派人捎来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外加一句话：“多读书，少闹别扭。”然而婚后的生活不似童话。性格差异、见识差距，把两人越推越远。1973年底，徐宁提出去河北学习，借此冷静。分居一年后，两人协议离婚，儿子随母。李讷一边带娃，一边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做翻译和编辑，收入微薄。保姆的工钱加上日常开销，连年透支。
消息传到长沙斋堂胡同的专线电话上。主席吩咐张耀祠拿三千元给李讷，又嘱咐：“不要一次全给，再留八千元存着，她手松，给多了就花光。”张耀祠想了想，还是说：“主席，您身体不好，要不要把孩子接过来住？”主席摇头：“娃娃有她的日子，我不能替她过。”
然而，父女见面的日子却一拖再拖。李讷既心疼父亲年迈，还害怕自己的窘境让老人家难过，于是总写信报平安，信里多半是“请爸爸放心，我一切都好”。主席心里明镜似的，却不点破，只在枕边放上女儿十四岁时送的那枚纸质寿字书签，日复一日抚摸。
终于等到1974年春天，李讷带着不足两岁的儿子回来了。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她和保姆穿过新华门，进入多福轩南侧的小门。屋里灯光暗黄，毛主席靠在躺椅上，神情有些倦。女儿刚叫了声“爸爸”，就抹起眼泪。主席抬头看不真切，只能把手伸出去：“娃娃，让爸爸摸摸，看瘦了没有。”李讷俯身贴到父亲手中，老人的指尖在她脸庞停了许久，沙哑地说：“是婚事的事么？爸爸不怪你。”短短一句话，让在场人都红了眼。
那一夜，父女谈了很久。主席问她：“想留京吗？”李讷点头，补一句：“可我得上班，小家伙谁照顾？”“找住家保姆，钱要多少和我说。”主席的声音里掩不住担心。李讷抹泪：“够花，真够了。”他们约定，隔三周回家吃顿饭，免得老人家牵挂。
遗憾的是，约定只兑现了几次。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在北京卫戍区总医院离世，党和国家失去了一位伟人，李讷失去了“小爸爸”。守灵的日子里，她几乎滴水未进，身边人怕她倒下，强行把一碗稀粥塞进嘴里才算稳住。
主席去世后，李讷独自抚养儿子，在北京电影学院资料室做剪辑，依旧不肯透支父亲留下的那笔钱。她住的老式筒子楼没有电梯，周末拖着孩子买米面，用手推车一点点拽上五楼。邻居碰见她，总觉得这姑娘像极了多年前在西北沙沟骑毛驴的那个女娃，脾气倔得要命。
1983年夏，前卫士长李银桥看望她。他发现李讷贫血严重，整日忙工作带孩子，僵在僵硬的孤岛上。李银桥便萌生撮合念头。那年秋天，他邀请老战友王景清来家吃饭。王景清出身行伍，做事憨厚，已离异。饭桌上，他炒一盘辣子鸡，李讷咬下一块，惊讶：“味道挺地道。”一句随口称赞，成了后来婚姻的开场白。
接触几个月，两人决定简办婚礼。1984年早春，在木樨地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里，几盏吊灯、几盘家常菜，婚礼就算完成。两家亲朋一合计，新房就住原地——一桌子文件、两口人在灯下写写算算。有人打趣：“这门亲事没彩礼只有葱油饼。”可李讷笑得自在，“彩礼不用，热乎就行。”
王景清调到北京后，每天骑二八自行车给全家买菜。厂东口卖肉的师傅笑言：“老王来了，切肉刀要稳点，李讷只买三两。”老王顺手提两根大葱，再拎半斤豆腐，日子虽紧，也能蒸出一锅香软的扒糕。家里那把老式榉木凳，就是王景清亲手锯、刨、打磨、上漆而成。李讷拿着砚台练字，久坐累了，就往那凳子上一挪，心里踏实得很。
2013年12月26日，毛主席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展在民族文化宫开幕。李讷站在父亲巨幅照片前，看见陕北窑洞里那个端毛豆的小女孩，看见中南海游泳池畔那个挥手的小老头。她对工作人员低声说：“让我再看一眼。”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王景清默默扶着她的胳膊，没有多问。
外人常感慨：伟人之后的生活是不是与众不同？答案写在李讷每一张寻常的水电账单上，也写在她坚持为普通影像资料做编目、修改胶片划痕的工位上。毛主席当年定下的“不搞特殊”原则，早已融进她的骨子。如今谈起昔日风雨，她从不把艰难当资本，也从不向人展示“中南海女儿”的名片。
李讷和王景清的晚年，简单到极致。清晨，他做一碗皮蛋瘦肉粥；夜里，她伏案写隶书《归去来兮辞》。窗外月光浅淡，屋内灯火微黄，孩子在另一间屋看书，偶尔传来翻页声。这里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只有两代人的守候和一句迟来的宽慰——“爸爸不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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