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8月24日，庐山半山腰雾气缭绕，毛主席在警卫汪东兴和封耀松陪同下沿着石阶缓缓而上。山路转弯处，他忽然停步，望向林间那幢灰瓦小楼。警卫不解，他却轻声说了一句：“这里，我和贺子珍谈过很久。”声音并不高，却透着难以掩饰的缅怀。

那间会客室的灯还是当年样式。十一年前的1959年7月9日深夜，贺子珍在水静搀扶下走进屋内，看见主席，两人沉默良久方对视而坐。短短一个小时，却牵动二十二年的聚散。那一次谈话成了他们此生最后的相见，而今天的庐山，再没有那个激动得不知所措的身影。

毛主席离开会客室，坐在藤椅上休息。雨点敲窗，他突然想起1937年的白手帕。那年9月，他开完洛川会议回到延安，桌上多了一方写着“从此诀别”的白色绢帕。手帕折痕犹在，墨迹已淡，却伴随他三十九年，从延安窑洞到中南海书房，从小米袋到薄铁箱，从未离身半步。复杂的战事和政务中，他极少提及私事，但每遇夜深人静，那四个字便像火印般浮现。

把时间再向前拨一点，1928年秋收时节，井冈山茅坪茂林修竹。贺子珍奉命护送文件，夜里山风呼啸，火盆里松枝噼啪作响。毛主席起草《湘赣边界工作计划》，灯影里侧身对她说：“长征的路可能更难，你怕不怕？”她笑着回答：“怕什么，一路跟着你走。”谁也想不到，这句轻快的承诺，后来因猜疑与倔强而拐弯成了漫长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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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史沫特莱带来“交谊舞”这个新鲜名词。毛主席学习得很快，也乐在其中。外人看是闲情，其实他借机与外宾沟通。可在贺子珍眼里，那些旋转的舞步化成了“疏远”的信号。矛盾愈演愈烈，她负气提出去上海取弹片。主席劝了一次又一次，终究留不住。她在西安给他捎回那帕丝绸，独自转赴苏联。顽固的弹片未除，反倒添了身心创痛；最后一个儿子夭折，对她是沉重一击。此后多年，她常在深夜辗转，自问那“诀别”到底值不值得。

1947年，在王稼祥夫妇奔走下，贺子珍结束6年伊万诺沃疗养回国。毛主席托蔡畅安排接待，又三次转信嘱托：医疗要细，伙食要清淡，别让她再受折腾。1949年，他把李敏和岸青接到北京。贺子珍刚想北上，组织出于形势考虑让她绕道上海，她虽心有不甘，却也理解，只是自此定居沪上，日复一日种花煮菜，念念不忘庐山那次短暂重逢。

如今走进1970年的会客室，一切摆设几乎未动。毛主席抚摸桌面，吩咐封耀松把灯泡换成柔光的。转身时，他忽然对警卫说：“贺子珍对我是最好的，她长得也漂亮。她什么都怀疑，就是不怀疑我。”这句话不长，却像窗外浓雾，弥散着数不清的回忆。警卫站在一旁，未作声，只轻轻点头。

会后，毛主席让人把会议记录封存，又嘱咐通讯组把散落的旧信一起装箱。“别落灰。”他说。正是这些字条、照片、手帕，串起他与贺子珍从井冈山到庐山的情感线索，也见证他们在烽火间各自承担的苦难与坚守。

下山途中，雨停了，山道上水汽蒸腾。毛主席步伐放缓，拐杖在青石板上发出清脆声响。他侧头看那重峦叠嶂，似在确认最后的印象。庐山此后再迎来云海与落日，却再也等不到这位老人。1976年9月，哀乐响彻神州。远在沪上的贺子珍听闻噩耗，呆坐许久，只重复一句：“怎么就走了呢？”她让护士推着轮椅，在庭院里转了一圈，指着盛开的腊梅，不住轻抚花瓣。那是她最喜欢的花，也是主席在延安常夸的“凌寒独放”。

1979年9月8日，贺子珍抵达首都，走进人民大会堂正门，随后进入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前，她久久伫立，眼泪落在轮椅扶手，没有言语。警卫记录下她的动作：先是注目，再俯身，右手轻触玻璃，仿佛在抚摸一段不曾完结的青春。然后她坐直身子，在轮椅上轻轻整理衣襟，示意可以离开。

外阳台上秋风有些凉。陪同人员推椅回宾馆，夜深，灯未灭。贺子珍看着床头那张旧照——井冈山上，两人并肩而立。她低声说了一句：“一路走好。”凋零的腊梅落在照片角落，卷曲成暗红色花瓣，像老报纸上模糊的字，也像那方白手帕上挥之不去的“从此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