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的曙光
欧洲学术的复兴应该首先归功于中世纪晚期生产力的发展。大约从1050年开始，欧洲进入了中世纪的鼎盛期。欧洲文明觉醒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欧洲战乱的终止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稳定。农奴的辛勤劳动也逐渐结出了成果——欧洲的粮食产量有所提高，欧洲的人口也大幅度地增长。农业生产的发达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手工业者离开农业而单独存在，并且逐渐成为新兴城市居民的骨干。
欧洲自古就有城镇。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如罗马，是具有行政——军事双重性质的城镇。中世纪初期的城市是所谓的"大教堂城镇"。这些城市不从事生产、交易，依靠庞大的赋税维持。然而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城市是新生事物。这些城市是独立自主的、真正的商业实体，依靠工商业交易的收益维系。欧洲新兴城市的诞生主要是因为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对手工业制品需求的增加，大批农奴手工业者们渴望摆脱封建主的束缚，直接为一切向他们订购货物的人生产，因此他们迁离农村，定居到商业活动比较便利的地区。这些手工业者的商业集居地就逐渐演化成为城市。当时的城市一般建立在封建主的领地内，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取得工商所必需的自由，往往集体行动，和领主订立契约，赎买处理自己事务的特权，因此城市拥有了相对自由的气氛：城市有权拥有财产；城市法庭有裁判权；可以订立商业契约，买卖自由；人们有人身自由、行动自由。这对于遭受封建政权和教会双重束缚的欧洲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中世纪欧洲鼎盛时期文化的两大重要标志：激发文学艺术思想的大教堂和科学技术的中心——大学，都是城市创造出的奇迹。城市对科学技术更直接的影响是促进手工业及相关技术的发展。
中世纪欧洲城市的规模并不大，许多城市只有几千人，最大的城市也不过几万人。然而城市中心的政府权力组织起来了，市政府往往扶植鼓励市场经济，并且吸引不同行业的手工业匠人。城市还是商品集散地，商人们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并带走大量的成品，从而使城市手工业第一次扩大繁荣起来。
当时城市手工业的生产单位是手工业作坊。作坊主一般有几个帮工和学徒，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他和家属以及帮工、学徒一起劳动，进行小商品生产。作坊主和学徒之间是宗法性的师徒关系，学徒从师3至7年期满后，还必须以帮工身份在师傅的作坊里再工作几年。帮工自行开设作坊需经同行技师的审查。德国律伯克金饰匠行会规定：要想当技师，必须制造出三件代表作：一是精工的戒指；二是订婚的手镯；三是剑柄上用的烤蓝色的环。这些规定加重了对学徒的剥削，但是也保证了行业的工艺水平。同一个城市里相同行业的作坊主分别组成行会。行会的首领由会员大会选出，行会有严格的行规，对工场设备、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原料和产品的规格、产品的售价、作坊的人数、学徒的期限、学徒帮工的待遇、劳动日长短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它不仅是生产组织，也具有军事、宗教的性质。行会初期在团结同行业反对封建贵族掠夺和商人欺诈上起了保障成员利益的作用，也起了保证产品质量，保持各会员的平等利益和传授生产技术，促进手工业发展的作用。
欧洲行会的分工很细，行会的数目不断增加。呢绒纺织行业中分出纺纱工、织工、染工、梳毛工等行会。甚至同一器物也可以分成几个行业。例如刀剑制造部门就细分为刀刃匠行会和刀柄匠行会。劳动分工有助于工艺水平的提高。工匠们成年累月、心无旁鹜地在小作坊里潜心钻研工艺技术。中世纪欧洲的绝大多数的技术成果都应归功于这些能工巧匠。有的传统工艺因为做工细致、产品精美，甚至经久不衰，流传至今。
欧洲学术的复兴与十字军东征也不无关系。从11世纪末开始，西欧的教、俗封建主和大商人，在罗马教皇的发动下，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圣地"的旗号，对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远征(1096-1270）。历史上称为"十字军东征"。1095年11月，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向各个阶层的人们进行狂热的宗教煽动。他一边攻击东方穆斯林对天主教徒的暴行，要求领主、骑士和农民拿起武器，为解放"主的坟墓"，拯救"圣地"耶路撒冷而战，一边又以东方的物质利益作为诱饵，说"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高于一切土地之上，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东方国家"遍地是蜜和乳"。在教皇的煽动下，与会人员高呼"上帝所愿"，并在自己衣服上缝上红"十"字，作为参加远征的标志，因此得名为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共8次，一度攻占了耶路撒冷(1099年7月）和君士坦丁堡(1204年4月）。然而十字军遭到了东方人民的有力回击。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穆斯林逐渐收复了领土。1291年，十字军丧失了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十字军东征宣告彻底失败。
将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严重摧残了伊斯兰国家和拜占庭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侵略者足迹所至，十室九空，人民死伤惨重，严重阻碍了这些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且十字军的暴行激起了穆斯林的愤怒。十字军东征种下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互相敌视、互相仇恨的祸根，这种消极影响长时期存留下来。
然而，十字军东征在客观上对欧洲的学术复兴也是有积极影响的。通过十字军东征，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市在东部地中海所起的作用日益扩大，同东方的贸易也兴盛起来。东西方密切交往的结果是东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农业技术、园艺作物新品种都陆续传到了西方。当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见到雄伟壮观的建筑、精美绝伦的艺术珍品、车载斗量的金银珠宝时，曾被东方的繁华富饶震惊得目瞪口呆。此后，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希腊著作以及阿拉伯人的科学创造陆续传入欧洲。欧洲人为了接纳来自东方的科技成就，掀起了译书的高潮。这些对欧洲学术的复兴都是有推动作用的。
由于新兴城市的兴起和东方科学技术的传入，欧洲文化死气沉沉的状况有所改变。为了适应新兴市民阶级对文化知识的需要，西欧各地先后建立了一批世俗学校，最终形成了现代大学。在12世纪先后成立的大学有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13世纪时英国的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加曼加大学建立；14世纪时又成立了捷克的布拉格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等。据统计，到15世纪末，西欧各国的大学共有近80所。虽然大学的课程是文法、修辞、逻辑、音乐、算术、几何学与天文学，后来又增添了哲学一科，这一切都是为研究神圣的神学作准备。然而大学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学者，形成了自由探讨、自由研究的学术气氛。而且，许多大学有"不受宗教法庭干预"的特权。于是这些大学逐渐成为欧洲学术的中心，许多理论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医学等学科的发展都与大学的兴起有直接的联系。
欧洲社会经济与文化缓慢的进步逐渐使欧洲人恢复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在思想领域，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1200至1225年间。欧洲人从阿拉伯语的译本中发现了亚里斯多德全集。牛津大学的校长格罗塞特立即把它翻译成拉丁文。当时人们已经深信教会作为天启的接受者与解释者，而且虔诚地按照《圣经》解释一切自然现象。亚里斯多德的体系在许多地方与教义不符，但是它对外部世界却作出了比较好的解释。为了调和这一矛盾，托马斯.阿奎那巧妙地运用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来论证基督教义。他认为基督教的神秘教义不能用理性去证明，但可以用理性去检察和领悟。阿奎那的思想虽然很保守，但他毕竟为理性留有了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实验科学的先驱罗吉尔.培根抨击了对权威的过度崇拜。他明确提出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并且在很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以及后来的邓斯.司各脱、威廉.奥卡姆等人对经院哲学的一再攻击，笼罩在欧洲上空的乌云逐渐散去。
虽然自然科学在反对教会反动势力、争取独立发展方面还需要走一段曲折的历程，但是黎明的曙光已经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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