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18日清晨，成都机场薄雾尚未散去，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在机舱口回头看了一眼雾色中的群山，脚步却没有丝毫犹豫。他手边那只公文包里，夹着一份贵州军区呈送的特殊材料：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的处置意见。材料上的两行红字——“拟就地处决”——在李达脑海里反复跳动。飞机划破云层时，他暗暗觉得，这件事或许没那么简单。
贵州山地纵横，自1949年末解放军进驻以来，清剿工作绵延三年。大股顽匪基本肃清，可零散股匪仍然流窜山林。程莲珍的名字，在军分区的情报里出现过无数次：出身长顺土豪家庭，1947年丧夫后落草，1950年前后先后挂上“贵州反共自救军”团长、曹绍华副司令“义妹”的招牌。最鼎盛时，她麾下号称上千人，真刀真枪同解放军对阵不下十余回合。1952年底，洞口围歼失败后她突然失踪，直到第二年初被民兵发现踪迹，才束手就擒。
案卷里写得明白：就组织规模、作案次数、拒降时间看，此人“罪该万死”。然而贵州省军区也附带两条备注：其一，程莲珍是少数民族，且在当地土民中颇具号召；其二，三年来因她一句话缴枪投诚的散匪多达百余。也就是说，处死容易，余波却难料。
抵京第三天，李达获准面见毛主席。汇报过西南剿匪大势后，他把那份材料递上去。主席接过文件，只用了五分钟浏览。放下案卷，他不紧不慢抽出一支旱烟，火柴闪亮，烟雾缭绕。片刻沉默后，他抬眼：“不能杀，放了算了。”
一句话，仿佛劲风卷散迷雾。李达仍旧谨慎：“主席，她曾两次攻打县城，死伤百姓不少……”毛主席挥手，语气却带着几分调侃：“诸葛亮尚且七擒孟获，我们难道连一次宽纵都吝啬？再说，女匪首也不多见，能转化过来，是活教材。”
指示很清晰：放，但不能白放，要用。李达带回的还有一句补充——“以毒攻毒”。这四个字成为贵州军区后续行动的钥匙。
6月5日，惠水县城关镇露天会场挤满了人。法院院长宣判：“对程莲珍免于刑事处罚，当场释放。”话音刚落，全场哗然。有人不解，有人窃喜，也有人担忧会不会“后患无穷”。程莲珍站在人群中央，神情复杂。两个月囚禁让她形容消瘦，布依族绣花短袄在阳光下格外扎眼。她没想到自己会活着走出牢门，更想不到批准释放的是毛主席本人。
按照事先部署，县里给她落了户，发了一本粮本，还安排了两名地方干部同行。一纸“自由身”背后，任务亦随之而来：劝降余匪。程莲珍没有推辞，她清楚，若想真正活命，这条路必须走到底。
从六月到七月，她三次深入摆角寨、桐梧山、斗蓬冲等匪患老区。夜里篝火旁，她拍着竹板吆喝：“兄弟们，赶紧投，共产党说话算数！”有人犹疑，有人怒骂，也有人低声问：“真的不杀？”她拍胸口：“我就是例子。”对话短短几句，却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二十二名骨干陆续下山，其中包括“八大金刚”里的四名头目。至1953年8月中旬，长顺、惠水一线反复缠绕三年的零星火点终于彻底熄灭。
有意思的是，程莲珍的“转型”也颇为彻底。1954年，她被吸收入乡镇土改工作组，一年里跑遍数十个布依寨，协助丈量田亩、发放口粮。有老农不信她，冷不丁来一句：“你以前可抢过我家猪。”她愣了半晌，抬手作揖：“该赔的赔，该道歉的道歉。”局面竟也缓和下来。1958年冬，她当选惠水县政协委员，后来又连任常委直至退休。关起门来，她常念叨：“人欠共产党两条命，一条是枪口下的，一条是牢房里的。”
事后再梳理当年决策流程，不难发现几处微妙。第一，1953年前后，西南多地已进入“剿匪收尾、地政重建”的新阶段。对硬骨头可严打，但对能产生示范效应的个案，灵活处置更划算。第二，少数民族地区历来注重“以同化治反叛”，程莲珍在布依族中的威信恰好是天然渠道。第三，宽严并济的方针需要鲜活案例，毛主席一句“不能一擒就杀”，实际上为基层执行层提供了明确信号：政策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而是要看时势、看人心。
不少老兵回忆，1953年贵州剿匪尾声能干净利落结束，程莲珍的劝降功不可没。若当初机关枪响，或许又是一段剪不断的山林对峙。试想一下，一个布依族寡妇，从“枪打不进的女神”到“政协常委”，跨度之大，恰恰印证了那句老话：政策好，天地宽。
至于她个人的悲欢离合，其实很简单。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的讣告刚贴出来，这位当年的女匪首在自己屋里摆灵堂、烧纸钱，小声嘟囔：“命是他给的。”旁人侧耳，听得分明，却也无人多言。历史有时像贵州山里的雾，起起落落，散了又聚，但总有人在峰顶找到出路。
毛主席当年一句“放了算了”，落到后人嘴里成了传奇。可若把时间拨回1953年，那更像一道算盘题——杀，简捷，却少了后效；放，费工夫，却能连根拔。算盘珠子拨到最后，答案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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