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8日午夜，晋冀鲁豫军区的电台里挤出一串杂乱的莫尔斯电码，译电员抬头喊了一句：“陈旅长，南宫方向传来急报。”这一声把386旅旅长陈赓从地图前拉回现实。短短数行：供给部王根英同志因掩护伤员，已牺牲。灯火昏黄，三十六岁的陈赓沉默很久，只低声说了一句：“我欠她的，再也还不了了。”当天他在日记里留下八个字——“三八，刻骨难忘”。自此一连四十余日，日记空白。战友们见他强撑精神，开口劝慰，他却摆摆手：“我要为她守节三年。”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住了在场所有人。
陈赓与王根英的缘分，要追到十六年前。1923年秋，上海思恩义务夜校一间简陋教室里，20岁的陈赓用地道沪语讲解社会科学；17岁的女工王根英坐在最前排，满手是纱厂油污，却记笔记记得飞快。课后她请教问题，陈赓笑说：“知识不值钱，尽管问。”那一晚，两人从夜校聊到棚户区木屋门口的石阶，天亮才散。世事无常，这番谈话却在彼此心里埋下火星。
接下来的四年，上海工运风起云涌，王根英冲在第一线。1924年，她领导怡和纱厂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她主持的罢工委员会对资方提出十条要求，一项不让。十九岁那年，她光荣入党。与此同时，陈赓远赴黄埔，又去苏联深造。一个在工潮中淬火，一个在军旅中成长，轨迹看似拉远，却终究在1927年4月武汉交汇。
那是中共五大开幕当天。会场警戒由陈赓负责，代表席里王根英正记着发言要点。久别重逢，没有寒暄，陈赓直接递上一张纸条：“王根英同志，我爱你，愿与子偕老。”大胆得近乎莽撞。王根英读罢不语，转身把纸条贴在会场后墙。有人窃笑，气氛顿时轻松。第二、第三张纸条依旧被贴出去，围观者起哄。陈赓自嘲：“她让全体代表给我当证婚人。”王根英挑眉反问：“凭什么我得嫁你？”陈赓答得利落：“同道同路，还相互欣赏——够了。”最终，周恩来和邓颖超从中调停，这对青年革命者得到组织批准，在武昌一处简易宿舍举行婚礼。没有戒指，只有同志们凑的两束野花，却激起比机关枪更热烈的掌声。
婚后不到一月，南昌起义爆发。陈赓随军南下，在惠州腿部重伤，被秘密送回上海。王根英一边照料丈夫，一边协助中共中央特科开展情报工作。1929年秋，儿子陈知非出生，那是这对忙碌夫妻短暂的安宁。好景不长，1931年顾顺章叛变，上海白色恐怖加剧，特科人员纷纷转移。陈赓奉命奔赴鄂豫皖苏区，临行前，两人在法租界弄堂草草道别。王根英说：“放心去，我能应付。”陈赓握着她的手，没多话，只递上一枚小铜哨：“危险了就吹。”
一年后，淞沪会战打响。王根英组织沪东救护队，往返弹雨之间。1933年12月，她在家中被捕，囚禁四载。日寇、特务轮番审讯，她始终低头缝补囚衣，不吐一句密情。1937年8月，国共合作形势下，周恩来设法把她接出牢门。甫一自由，她连夜赶到陕北云阳总政治部与陈赓相见。那晚小会议室灯光昏暗，陈赓紧紧抓住她的肩膀，哽咽道：“你瘦了。”王根英拍拍丈夫衣襟：“还能打仗就行。”陈赓在第二天的日记里写下：“此夜比新婚更喜。”
短暂团聚后，王根英被派往延安边区党校，随后分到一二九师供给部财经干部学校任政治指导员。她擅长统筹后勤，也关心年轻学员，经常把省下的黑豆面窝头送给生病的小战士。1939年初，日军对冀南展开大扫荡，供给部被迫转移至南宫前后王家村。3月8日凌晨，日军合围。撤离中，她把坐骑让给伤员，背着装有公款和机要文件的挎包步行突围。离村数百米，想起重要账册落在屋中，转身策马返回。再次冲出时，遭敌机枪扫射。村民远远望见，她中弹后仍死死抱着挎包，倒在麦地。
牺牲消息传到386旅，陈赓整整一天未言语。晚点名后，他对副旅长曾传六轻声说：“三年内别再提给我撮合的事。”此后无论亲友如何劝说，他始终如石。直至1942年，遵照组织建议，也为了抚养年幼的知非，他才与许建业之妹傅涯登记结婚。那天，他独自写信烧给王根英：“今日起，孩子有了娘，可我心里仍有你的席位。”
1955年授衔典礼，陈赓身披将星，神色里却不见多少喜悦。有人问他为何神情凝重，他笑答：“想起很多走不到今天的战友。”知情者明白，他心里第一位想起的十有八九还是十二年前倒在南宫田埂上的那抹身影。
王根英的烈士证书，陈赓一直放在书房最醒目的地方。偶有来客询问，他就会让对方起身致敬，说：“她是最好的战士。”这句话，他说了无数次，从未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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