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着采访了200个离婚男人,最后发现:85%婚姻走到尽头,都逃不过这4个致命问题

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那晚,我独自坐在凉透的饭菜前。

手机屏幕亮起,是妻子宋思琪发来的消息:“志远,我们需要一段冷静期。”

这句话像把钝刀子,缓缓割开五年来精心维持的平静表象。

第二天,我向报社提交了专题策划——采访两百位离婚男性。

导师程长健在电话里叹息:“小许,你这是要解剖别人,还是在给自己开刀?”

我没回答。或许两者都是。

采访到第七十三人时,我在录音笔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

那个男人说:“离婚前半年,我和妻子最长的一次对话,是关于空调该开几度。”

我突然想起,上周我和思琪的对话,是以“记得交电费”开始,以“知道了”结束。

采访进行到第一百四十五人,笔记本上已经爬满密麻麻的案例。

四个问题反复出现,像四根绞索,套在不同姓名、不同背景的婚姻脖颈上。

而我惊恐地发现,每条绞索的另一端,都攥在我自己手里。

昨晚整理录音,听到第八十九位受访者的哽咽:“她最后说,我对待婚姻像在做研究课题。”

思琪上周摔门而去时,喊的是同一句话。

此刻是凌晨三点,我盯着电脑屏幕上未完成的稿件。

第一百九十九位受访者的资料闪着冷光,他的故事里藏着一个秘密。

那个秘密可能毁掉我的婚姻,也可能毁掉这六个月来构建的全部真相。

而我必须听完最后一个人的讲述。

才能知道,我究竟是在拯救什么,还是在亲手埋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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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结婚纪念日的蜡烛燃尽了,蜡油在桌布上凝成难看的泪痕。

晚上九点,我推开家门,手里提着思琪最爱吃的栗子蛋糕。

客厅空荡荡的,餐桌上却摆着四菜一汤。菜已经凉透,油花凝在表面。

“思琪?”我的声音在房间里弹了一下,没有回音。

手机在这时震动。屏幕上是她的名字。

“志远,今晚临时加班,不用等我吃饭了。”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手指悬在键盘上,最终只回了个“好”。

五周年的夜晚,我独自吃完了两人份的饭菜。

栗子蛋糕在冰箱里放到变质,就像某些说不出口的话。

凌晨两点,卧室的门依然没响。我起身倒水,看见她落在梳妆台上的耳环。

那是去年生日我送她的礼物,她曾说每天都要戴。

现在它们孤零零躺着,像被遗弃的承诺。

手机突然又震了。这次是长长的消息。

“志远,我想我们需要一段冷静期。最近我搬去雅楠那里住几天。”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需要想清楚一些事情。”

我的手指冰凉,打字时不断打错:“什么意思?是我做错了什么?”

“见面谈吧,明天晚上七点,老地方。”

老地方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家咖啡馆。

五年前,我们在那里聊到打烊。现在,她要选在那里谈“冷静期”。

那一夜我没合眼。天亮时,眼眶发涩,脑子里却异常清醒。

在报社的选题会上,我鬼使神差地举起手。

“主任,我想做一个深度专题,采访两百位离婚男性。”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同事们的目光像探照灯。

“选题角度呢?”主任推了推眼镜。

“我想知道,婚姻究竟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终结的。”

“那些男人在离婚时没说出的话,在法庭上没呈现的细节。”

“我想记录那些裂缝是如何从针尖大小,扩大到无法弥合。”

我的声音很稳,稳得让自己都惊讶。主任沉吟片刻,点了头。

“可以,但两个月内要交初稿。需要什么资源?”

“只需要一部录音笔,和一份愿意开口的名单。”

散会后,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抽烟。戒烟三年了,今天破例。

手机响了,是导师程长健。我接起来,没说话。

“小许,我看到你们报社的选题公示了。”他的声音里有担忧。

“您觉得这个选题怎么样?”我吐出一口烟。

“选题很好,但做研究的人最怕一件事——在研究过程中,变成研究对象。”

我苦笑:“您是说,我可能会在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

“我是说,你可能已经在照着影子画轮廓了。”

电话挂断后,我翻看手机相册。最近一张思琪的照片,是三个月前。

她站在阳台上晾衣服,侧脸被夕阳镀上金边,眉头却微微蹙着。

那时我以为她在想工作。现在我不确定了。

晚上七点,我提前十分钟到了咖啡馆。

思琪迟到了十五分钟。她穿了一套我没见过的西装套裙,妆容精致。

“等很久了?”她坐下时,香水味飘过来。也不是常用的那款。

“没关系。要吃点什么吗?”我把菜单推过去。

“不用,说正事吧。”她双手交叠放在桌上,像在谈判。

“思琪,冷静期是什么意思?我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不能直接说吗?”

她低头看着咖啡杯,睫毛在眼下投出浅浅的阴影。

“就是字面意思。我觉得我们需要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各自想清楚。”

“想清楚什么?要不要继续这段婚姻?”我的声音有点抖。

她猛地抬头,眼睛里有血丝:“许志远,你非要我说得那么明白吗?”

“对,我需要明白。这五年,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告诉我。”

她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最后只是摇头。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之间……好像有什么东西死了。”

“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死的,等我发现时,已经凉透了。”

她说完这句,拿起包站起身:“我先走了,房租我会继续分摊。”

“思琪!”我拉住她的手腕。她的手冰凉。

她回头看我,眼神陌生得像在看路人。

“给我点时间,也给你自己点时间。好吗?”

我松开手。她转身离开,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一声声远去。

我坐在原地,直到服务生来问是否需要续杯。

窗外华灯初上,情侣们挽着手走过。五年前的我们也是其中一对。

那天晚上,我打开电脑,开始写采访提纲。

第一个问题:你们最后一次认真的对话,是什么时候?

第二个问题:是从哪一刻开始,你觉得这段婚姻可能走不下去了?

第三个问题:如果回到结婚那天,你会对自己说什么?

我敲下第十七个问题时,天快亮了。

而我知道,这些问题,我其实最该问的人,是自己。

02

程长健教授的办公室堆满了书,空气里有陈年纸张的味道。

“这是萧顺的电话,我带的第一个研究生。”他递来一张便签。

“他三年前离婚,公司破产和婚姻破裂几乎同时发生。”

“愿意说说他的故事吗?”我问。

“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程教授摘下眼镜擦拭,“是能不能说得清的问题。”

萧顺约我在一家工地旁的快餐店见面。他五十岁上下,穿着工装裤。

“程老师的学生?”他握手时手掌粗糙,“坐吧,这儿吵,但咖啡管够。”

搅拌机在窗外轰鸣,他说话得提高音量。

“我和我前妻,是白手起家的夫妻档。最早在夜市摆摊卖炒饭。”

“最穷的时候,两人分吃一碗泡面,她说汤比肉香。”

他点了根烟,眼神穿过烟雾,看向很远的地方。

“后来生意做大了,开了连锁餐厅。钱有了,房子车子都有了。”

“但两人说话的时间没了。我在外面应酬,她在家里算账。”

“离婚前半年,我们坐在两百平的客厅里,像两个房客。”

我问:“是因为破产才离婚的吗?”

萧顺摇头,苦笑道:“破产只是导火索。炸药早就埋好了。”

“什么炸药?”

“共苦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所有问题都是外部问题。”

“但同甘的时候,问题就变成内部的了。谁付出多,谁牺牲大。”

“她总提摆摊时冻疮的手,我总说喝到胃出血的应酬。”

“我们都变成了自己过去的纪念碑,互相指责对方忘了初心。”

他掐灭烟头,手有些抖:“破产那天,我回家告诉她。”

“她沉默了很久,说:‘这下我们终于平等了,都一无所有了。’”

“我说:‘我们还可以从头再来,像当年一样。’”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老萧,我们回不去了。不是钱的问题。’”

“离婚协议是她拟的,财产对半分割。签字那天,她说了最后一句话。”

萧顺停顿了很久,窗外搅拌机停了,突然的安静让人心慌。

“她说:‘要是我们一直穷着,说不定能走到老。’”

采访结束,萧顺送我出门。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小伙子,还没结婚吧?”他突然问。

“结了,五年。”我说。

他拍拍我的肩,力道很重:“那就好好过。别走我的老路。”

回家的地铁上,我反复听这段录音。萧顺说“别走我的老路”时,声音哽咽了。

而我想到的是思琪。我们不曾共苦过。

恋爱时两人都有稳定工作,结婚时房子是双方父母凑的首付。

没有经历过赤手空拳的奋斗,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连“共苦”的资格都没有?

或者说,我们的“苦”,是另一种形式?

到家时天已黑透。我打开灯,客厅冷清得像宾馆。

思琪的东西少了一些。化妆台上的护肤品不见了,衣橱空了一角。

冰箱上还贴着她写的便签:“牛奶周三过期,记得喝。”

那是两周前写的。牛奶早就过期了,我忘了扔。

我坐在沙发上,打开笔记本,记录今天的采访。

在“共苦不能同甘”这一条后面,打了个问号。

我们属于哪一种?既没共过苦,也没真正同过甘。

五年来,像两列平行行驶的列车,隔着玻璃窗互相挥手。

以为在并肩前行,其实从未真正交汇。

手机震动,是思琪发来的消息:“这周末我回去拿些夏装。”

我盯着屏幕,打了又删,最后只回:“好,几点?我在家等你。”

她没再回复。我等到凌晨一点,咖啡续了三杯。

最后趴在餐桌上睡着了,梦里全是搅拌机的轰鸣声。

和萧顺那句:“要是我们一直穷着,说不定能走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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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周六下午,思琪准时出现了。她拖着一个空行李箱,神色平静。

“我只拿夏天的衣服,秋冬的先放着。”她边说边走向卧室。

我跟进去,倚在门框上看她收拾。动作熟练得像在酒店退房。

“雅楠那儿住得还习惯吗?”我没话找话。

“挺好,她最近单身,我们可以作伴。”她头也不抬。

“思琪,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就像……就像朋友那样。”

她停下动作,叹了口气:“许志远,你知道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是什么?”我的心跳加快了。

“是我们现在这样。你永远在问问题,而我永远在找答案。”

“可婚姻不是采访,我不是你的受访者。”

她拉开衣橱,开始取连衣裙。一条墨绿色的,是我们蜜月时买的。

“还记得这件吗?”她突然问,“在鼓浪屿,你说这颜色衬我肤色。”

“记得,那天下了小雨,我们在咖啡馆躲雨。”

“你一直在用手机回工作邮件。”她把裙子叠好,放进箱子。

“我……”我想辩解,却发现她说的是事实。

“还有这件白色的,结婚一周年纪念日你送的。”

“那天你说要带我去吃法餐,结果临下班接到采访任务。”

“我一个人在餐厅等到九点,服务员来问了三遍要不要点菜。”

她的声音很平,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箱子渐渐满了。她拉上拉链,动作干脆利落。

“思琪,对不起。那些时候我……”

“不用道歉。”她打断我,“我没怪你。那时候我也忙,能理解。”

“但理解不代表不失望。一次次的失望垒起来,就变成了一堵墙。”

“现在墙太高了,我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我。”

她拖着箱子往外走。我堵在门口。

“让一下,我还要去雅楠那儿准备明天的会议资料。”

“思琪,如果我说我会改,我们能不能……”

“许志远。”她第一次直视我的眼睛,“你现在说改,是因为真要改。”

“还是因为害怕失去?”

我答不上来。她轻轻推开我,行李箱轮子碾过地板。

门关上了。我一个人站在客厅中央,听见电梯下行声。

很久,我才想起该送她下楼。冲到阳台时,她的车已驶出小区。

夕阳西下,整个房间浸在琥珀色的光里。

我走进卧室,衣橱半开着,里面空了不少,但还留着她的气息。

梳妆台抽屉没关严,我下意识去推,却看见一个旧相册。

牛皮纸封面,边角已经磨损。我认得它。

那是我们恋爱时做的旅行相册,思琪亲手贴的照片、写的备注。

我坐下来,一页页翻看。厦门鼓浪屿、西安古城墙、杭州西湖……

照片里的我们笑得毫无阴霾,她总爱靠在我肩上,我总搂着她的腰。

翻到最后一页,夹着一页泛黄的纸。是思琪的字迹。

标题是:“我理想中的伴侣”。

下面列着十条,字迹从稚嫩到成熟,应该是不同时期写的。

第一条(18岁):“要长得高,手指好看。”

第二条(20岁):“要能聊得来,懂我的奇怪想法。”

第三条(22岁):“要有责任心,对未来有规划。”

第七条(26岁,认识我那年):“要愿意听我说话,哪怕很无聊的话。”

第八条(28岁,结婚前):“要把我放进他的未来里,而不是计划外。”

第九条(29岁):“要在吵架后先道歉,哪怕不是他的错。”

第十条(30岁,去年):“要记得,我首先是个人,然后才是妻子。”

最后这行字墨迹很深,纸背都凸起来了。

我坐在暮色里,一遍遍读这十条。发现我符合前六条,但后四条……

第七条:我有多久没认真听她说话了?

第八条:我的未来计划里,真的有她的位置吗?

第九条:每次吵架,好像都是她先示弱。

第十条:我有没有真的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许太太”?

手机响了,是程教授:“小许,下周有个受访者,情况很典型。”

“好的老师,您把联系方式给我。”

“另外,你最近状态怎么样?采访还顺利吗?”

“顺利,就是……有时候会走神。”

“走神想什么?”

“想我自己。”我诚实地说。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这说明你的研究方法是有效的。”

“但也可能是危险的。”我接话。

“没错。解剖刀用得好,能治病。用得不好,会伤到自己。”

挂掉电话,我把那页理想伴侣清单拍了张照片。

想发给思琪,问我还来得及吗?但最终没有。

因为我知道,有些问题,不是问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窗外万家灯火,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个故事。

而我和思琪的故事,正卡在最难翻页的那一章。

04

第十二位受访者叫曹刚,三十六岁,程序员。

我们约在科技园的星巴克。他提前到了,面前摆着已经凉掉的咖啡。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我坐下。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赶时间。”他笑得很勉强,“现在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采访开始很顺利,他讲述离婚的过程条理清晰。

直到我问到那个问题:“离婚前,你们每天大概说多少句话?”

曹刚愣住了。他拿起咖啡杯,发现空了,又放下。

“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吧?”我说。

“不是没想过,是不敢想。”他搓了把脸,“让我算算。”

“早上:‘起了。’‘嗯。’”

“‘早饭吃什么?’‘随便。’”

“‘我走了。’‘嗯。’”

“晚上:‘回来了。’‘嗯。’”

“‘吃什么?’‘随便。’”

“‘我睡了。’‘嗯。’”

他一口气说完,脸色发白:“如果这些也算对话的话,不超过十句。”

“其他时候呢?不聊天吗?”

“聊什么?”他反问,“我聊代码她听不懂,她聊电视剧我没兴趣。”

“周末呢?”

“周末她带孩子上补习班,我在家加班。有时候一整天,各在各的房间。”

“最后一次深入聊天是什么时候?”

曹刚想了很久:“可能是两年前?她爸住院,我们商量医药费怎么分摊。”

“那是吵架吧?”

“……对,是吵架。”他苦笑,“原来我们连好好说话,都是在吵架的时候。”

采访进行了四十分钟,曹刚抽了三根烟。

“你知道吗?最可怕的是什么?”他吐出一口烟圈。

“不是我们没话说,而是我们习惯了没话说。”

“有天晚上,我想跟她说公司要裁员的事。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为什么?”

“因为知道她会说什么。‘早让你换工作你不听’‘现在知道急了’。”

“所以我什么都没说。她也什么都没问。”

“离婚那天,在民政局门口,她突然说:‘曹刚,我们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说:‘哪样?’”

“她说:‘像两个合租的陌生人。’”

曹刚的烟烧到了手指,他抖了一下,烟灰落在桌上。

“我没接话。因为她说得对。”

“现在想想,如果我们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会不会不一样?”

“但意识到又怎样?知道病了,和治得好病,是两回事。”

离开星巴克时,曹刚叫住我:“许记者,如果你还没离婚。”

“回家跟你老婆多说说话。说什么都行,哪怕今天电梯坏了这种废话。”

“因为等你想说的时候,可能已经没人听了。”

回家的路上,我打开手机录音,重听这段采访。

曹刚说“不超过十句”时,我后背冒出冷汗。

因为我想起昨天和思琪的对话。

她回来取东西,我们在客厅遇见了。

“回来了?”我说。

“嗯,拿个文件。”她说。

“吃饭了吗?”我问。

“吃了。”她说。

“哦。”我说。

然后她进了书房,我进了卧室。门关上,两小时没再说话。

最后是她离开时,在门口说:“我走了。”

我说:“路上小心。”

她说:“嗯。”

加起来,正好九句。如果“嗯”也算一句的话。

地铁车厢摇晃,我看着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

突然觉得这张脸很陌生。这个叫许志远的男人,是谁?

是那个在采访中侃侃而谈的记者?还是那个在家里沉默如石的丈夫?

或者,这两者本来就是同一个人?

只是把说话的能力,都留给了工作和陌生人。

把沉默,都留给了最该说话的人。

到家已经晚上九点。我打开电脑,开始整理今天的采访笔记。

在“婚姻失语症”这一项下面,我写:“症状:每日有效对话不足十句。”

“病因:习惯性回避、共同话题枯竭、情感连接断裂。”

“治疗:?”

我打了问号,因为我不知道答案。

或者说,我知道答案,但做不到。

手机震动,是思琪发来的消息:“你看到我床头柜里的降压药了吗?”

“看到了,在第二个抽屉里。血压又高了?”

“嗯,最近项目压力大。”

“注意休息,别熬夜。”

“你也是。”

对话到此为止。我数了数,加上标点,一共二十六个字。

够写一条微博,不够拯救一段婚姻。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夜色沉沉,远处写字楼还亮着灯。

思琪是不是也在其中一扇窗后,对着电脑加班?

我想给她打个电话,哪怕只是问问降压药找到了没有。

但手指悬在拨号键上,迟迟按不下去。

因为我不知道,电话接通后,除了“药找到了吗”,还能说什么。

曹刚说得对,我们已经习惯了没话说。

而这种习惯,比不爱了更可怕。

不爱是决堤,一瞬间的事。习惯是滴水穿石,等你发现时,已经透了。

我回到书房,在采访计划表上划掉曹刚的名字。

第十三个受访者,明天下午三点。

而我突然害怕,害怕再听到更多熟悉的影子。

害怕解剖别人的婚姻时,看见的全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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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思琪答应周六晚上回来吃饭,为了谈“后续安排”。

我知道,那可能意味着分居协议,甚至离婚协议的雏形。

下午四点开始准备,做她喜欢的糖醋排骨、清蒸鲈鱼、蒜蓉西兰花。

五点半,饭菜上桌。我摆好两副碗筷,像往常一样。

六点整,门锁转动。她走进来,手里提着一个小蛋糕。

“路上买的,你爱吃的芒果千层。”她声音很轻。

“谢谢。”我接过,手指碰触的瞬间,她迅速缩回手。

餐桌上很安静,只有碗筷碰撞的声音。我偷偷按下了手机录音键。

“最近采访顺利吗?”她先开口。

“还行,见了十几个人了。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又有相似处。”

“比如呢?”

“比如很多人都提到,离婚前很久就不怎么说话了。”

她夹菜的手顿了顿:“是吗?那确实挺可悲的。”

“思琪,我们……”我话没说完,她的手机响了。

她看了一眼屏幕,皱眉:“不好意思,公司的电话。”

“没事,你接。”

她起身走到阳台,压低声音说话。我盯着桌上的菜,热气渐渐散了。

十七分钟后,她回来,神色疲惫:“抱歉,项目出了点问题。”

“没关系,菜凉了,我去热一下。”

“不用了,我差不多饱了。”她坐下,但没再动筷子。

“你刚才想说什么?”

我突然忘了。刚才鼓起的那点勇气,被十七分钟的电话打散了。

“没什么,就是问问你最近怎么样。”

“老样子,忙。”她顿了顿,“雅楠说,你这样采访下去,会不会钻牛角尖。”

“什么意思?”

“她说你太投入了,把别人的故事往自己身上套。”

“我没有。”我说得太快,像在反驳。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那眼神像在说:你看,就是这样。

晚饭在沉默中结束。她收拾碗筷时,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今晚的受访者曹凯,他临时有空,问能不能现在见面。

我看了一眼思琪,她正背对着我洗碗。

“好,一小时后,老地方见。”

挂掉电话,思琪转过身:“要出门?”

“嗯,临时有个采访。”

“去吧,我收拾完就走,钥匙放桌上。”

“我送你?”

“不用,我叫了车。”

对话到此结束。像两条短暂相交的线,又迅速分开。

我出门时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厨房暖黄的灯光下,身影单薄得像纸。

采访地点在一家清吧。曹凯四十岁,戴着眼镜,书卷气很浓。

“我和我前妻,是大学同学。谈了七年恋爱,结婚十年。”

“所有人都说我们是模范夫妻,包括我们自己。”

“问题出在我妈身上。”他点了杯威士忌,一口喝了半杯。

“不是那种恶婆婆的戏码。我妈是个特别好的人,好到让人窒息。”

“她把我养大不容易,所以我一直很孝顺。结婚后也一样。”

“每天必须打电话,每周必须回家吃饭,节假日必须陪她。”

“起初我前妻没意见,还说我孝顺是好事。”

“但慢慢地,事情变了味。我妈开始介入我们的生活。”

“小到窗帘选什么颜色,大到要不要孩子,什么时候要。”

“每次我和前妻有分歧,我妈都会‘帮理不帮亲’。”

“但她的‘理’,永远是站在我这边的。”

曹凯又喝了口酒:“前妻抱怨过,我说我妈不容易,让她多体谅。”

“她说:‘那我呢?我就容易吗?’”

“我没回答。因为我觉得,妻子应该理解丈夫的孝心。”

“后来她怀孕了,孕吐很厉害。我妈搬来照顾她。”

“矛盾彻底爆发。一个要喝鸡汤,一个说太油;一个要开空调,一个说怕风。”

“我夹在中间,每次都说:‘妈是为了你好。’”

“孩子出生后,我妈要按老规矩坐月子,前妻要科学育儿。”

“那天晚上,孩子哭闹,前妻起来冲奶粉,我妈不让,说奶水够。”

“她们吵起来,我冲进房间,对我前妻吼:‘你能不能尊重一下老人!’”

曹凯的手在抖:“她当时看着我,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她说:‘曹凯,在你心里,我永远是你家的外人,对吧?’”

“离婚是她提的。我求她,甚至下跪,她说:‘太晚了。’”

“现在孩子跟她,我每个月去看一次。每次孩子都叫我叔叔。”

“因为从他会说话起,就没听人叫过我爸爸。”

酒保过来添水,曹凯摆摆手,又点了杯威士忌。

“采访要结束了,我给你最后一个建议。”

“在婚姻里,你首先得是丈夫,然后才是儿子。”

“这个顺序错了,家就散了。亲情绑架,绑死的是自己的幸福。”

离开清吧时,已经十一点。我打开手机,发现思琪九点发过消息。

“我走了,钥匙在桌上。下周我来拿剩下的东西。”

“另外,我妈下周生日,你要是有空,还是去一下吧。她喜欢你。”

我看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最后回:“好,我会去。”

走回家的路上,冷风一吹,酒醒了大半。

我想起曹凯说的“亲情绑架”,想起我自己。

思琪的父母对我很好,我父母对她也不错。我们没有婆媳问题。

但有没有另一种形式的“绑架”?

比如我总说“工作忙”,她总说“理解”。

比如她总迁就我的时间,我总以为她真的没关系。

这不是亲情绑架,是“理所当然”的绑架。

绑架了我们说真话的权利,绑架了表达不满的勇气。

回到家,桌上果然放着钥匙。还有一个保温盒。

打开,里面是切好的芒果千层。她留了一半给我。

我坐下来,一口一口吃。很甜,甜得发苦。

手机震动,是程教授:“小许,采访进度如何?”

“到第十九个了,老师。”

“注意保持客观。我听说你最近状态不太对。”

“我会注意的。”

“另外,下周末有个学术会议,你来听听,换换脑子。”

“好。”

放下手机,我打开电脑,写下今天的发现:致命问题三:家族角色错位与情感勒索。

表现形式:夫妻关系让位于原生家庭关系。

核心矛盾:谁才是这个家的“自己人”?

写完这些,我走到阳台上。夜很深了,远处还有零星灯火。

我突然很想知道,那些亮着灯的窗户后面,是不是也有人像我和思琪一样。

在沉默中,在习惯中,在理所当然中,把婚姻过成了合租?

而他们知不知道,这盏灯,什么时候会彻底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