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的一天傍晚，北京中关村已是黄叶纷飞。科学院院舍里灯火通明，毛主席在钱学森引导下看见一枚纸糊火箭模型，后面藏着两名年轻科研人员拽橡皮筋做“发射”。毛主席笑声朗朗：“这倒像木偶戏。”这句玩笑，却让在场所有人意识到——真正的火箭必须尽快升空，不能再停留在图纸和模型上。
火箭要上天，第一道坎是人才。1957年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清华园开设速成研究班，钱学森亲执教鞭，学员从21所高校与七八家军工单位抽调而来，平均年龄不到二十五岁。潘先觉就在其中。这位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生本来对船舶设计志在必得，没想到刚离开校园便被调到北京，连行李都没换过硬木皮箱。
课堂气氛极其紧凑。钱学森画完一张弹道曲线，抬手问：“想知道推力方向误差对终点偏差的影响有多大？”底下安静得能听见粉笔敲黑板。有人边算边嘟囔：“这题美国教材里都没给。”正是这种“无图可抄”的处境逼出了一股子韧劲，半年后，一套完整的T-7系列探空火箭设计方案在北京诞生。
设计出来只是第一步。1959年初，聂荣臻拍板：把制造环节交给工业底子最厚的上海。于是淮海大楼五层匆匆改成机电研究所，车床和铣床夜以继日地轰鸣，图纸先钉上墙，再被加注红笔修改。上海人办事讲效率，但火箭零件精度动辄微米级，厂里老师傅直挠头：“以前车船螺旋桨，哪管过这么细？”
不到一年，缩比火箭总算合拢。1960年2月19日清晨，南汇滩涂寒风凛冽，科研人员用自行车打气筒把液氧一点点压进贮箱，防护服轻得像棉衣，说是“土法炼丹”毫不过分。9点27分，潘先觉按下启动按钮，火焰撩天、白烟直窜，T-7M飞向万米高空，测量设备记录下完整数据。第一枚国产液体火箭成功了，中国人终于有了打破大气层束缚的钥匙。
消息飞到北京，毛主席连连称快，并表示要亲眼看看成品。上海方面不敢怠慢，用铝板与胶合板赶制出两套1∶1与1∶3的模型，摆在延安西路200号的陈列室里。为防潮气侵蚀，还特地在室角放了几袋生石灰，这些细节今天听来带着上世纪初工业气息的朴素。
1960年5月28日午后，上海连降几日的大雨暂时停歇。毛主席乘坐吉普车抵达陈列室，一进门就握着潘先觉的手，先问：“火箭最高能飞多高？”“实弹试射三四十公里，模型只能八公里左右。”潘先觉回答得干脆。他指着剖面示意：“这是发动机，这是氧化剂管路。”毛主席低头端详片刻，目光停在铭牌上的名字，好奇提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上海交通大学。”“就是那个学生自己开火车去南京请愿的交大吗？”毛主席追问。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笑逐颜开，劲头十足。
这一问把众人思绪牵回十三年前。1947年4月，为保住“交通大学”校名及航海、轮机两科，交大师生自修铁轨、自开火车北上，与教育部据理力争，最终捍卫了办学权益。那场轰动全国的请愿使“交通”二字成为骨气的象征，也使毛主席对交大留下了深刻印象。潘先觉虽未亲历，却以火箭工程师的身份延续了那股子倔强。
毛主席绕着模型走了一圈又一圈，忽而抬头说：“全国有火箭专业吗？”潘先觉据实相告：“目前还没有，大家靠实践摸索，把生产车间当教室。”毛主席听后点头：“边干边学，很好，这就算火箭大学。”一句戏言，听来轻松，却准确概括了那个年代工程教育与国防科研的奇特融合。
参观结束前，毛主席把手轻轻放在火箭壳体上，略显欣慰。现场资料显示，这枚模型随后运往北京，陈列于军事博物馆。几个月后，同系列火箭连续三次试射成功，为后续中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运载奠定了技术基础。
谈及潘先觉，很多人只记得他与火箭的缘分，事实上，他后来参与了“东风”导弹改进，又在七十年代加入“运-10”大型客机团队，负责气动布局与结构匹配。有人问他为何跨行如此之大，他笑言：“搞机械出身，哪样不需要螺丝和油脂？”朴素之语，道出老一辈工程师通才精神。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把“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广播里反复播放《东方红》。人们或许不知道，那枚长征火箭的研制大纲里，有潘先觉当年提出的“关键件标准化”“并行试验法”等字眼。技术迭代早已超出初版T-7M数倍，但思路脉络一脉相承。
有意思的是，上海交通大学迟至八十年代才正式设立航空航天系，并开出与火箭相配套的力学与燃烧专业。师生走进现代化实验室时，常能听见老教授说：“六十年前，前辈们在滩涂上打气筒，就把火箭吹上天。”一句看似夸张的话，其实记录了新中国航天开端的粗粝与豪迈。
回到1960年那场参观，短短几十分钟对话，在档案中不过几行文字，却折射出三个层面的交汇：领袖的远见、科学家的执着、大学精神的传递。没有任何华丽词藻，却足够让后来者明白：一枚火箭凝结的不仅是金属与燃料，更是信念、担当与永不服输的韧劲。
就这样，从橡皮筋模型到探空火箭再到运载卫星，中国航天在最艰难的年月一步步跨过技术深沟。那句“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云淡风轻，却把历史中的执念与荣光串联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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