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六日清晨，东交民巷的梧桐叶在北风里簌簌作响。国务院大楼里，李鹏总理刚刚结束彻夜文件核阅，还未来得及合眼，门口就出现了全国政协秘书长赵炜。她递上一张薄薄的纸条，神色郑重。“邓大姐托我转交，”她压低了声音，“事关她的身后事。”李鹏一怔，立刻放下手里的红头文件。

纸条上寥寥数行：一个共产党员，临终之时再做一次革命——若无生机，请不要延用药物抢救；批准给我实施安乐死。落款“邓颖超”。多年从政，李鹏见惯奏章，这八十多岁的长者却让他心头一凛。那年头，“安乐死”三个字在国内仍是敏感而陌生的议题，支持与反对交织，法理与伦理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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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炜回忆，自己把话带到这里时，气氛骤然凝重。李鹏沉吟片刻，只抬眼说了句：“我会如实报告常委。”随即提笔致信，连同原件一并送往中央办公厅。傍晚时分，江泽民同志在信上批示：“邓大姐的唯物主义精神令人钦佩。留存此件。日后她百年，坚决按其意见办理。”字迹遒劲，态度笃定。

要理解邓颖超为何如此决绝，必须把时间拨回十余年前。七十年代初，周恩来在忙碌的外交节奏里被确诊为膀胱癌。最初的尿检里只有几枚红细胞，医生尚存侥幸，他却已心知不妙。自一九七三年初大出血开始，手术接踵而至，刀口才结痂又被打开。十三次——这个数字在病历上刺目得像铆钉。每当麻醉药效退去，老人咬牙下床批文件；每当夜深，榻边的人只能握紧他愈发消瘦的手。

“实在没有意义，可我没有权利说这个话。”邓颖超后来向亲友吐露过当年的无力。她陪着丈夫度过最后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看着化疗药水一滴一滴滑进血管，却挽不回生命。那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凌晨，周恩来阖眼时，屋里连风声都不敢大。邓颖超披着灰呢大衣立在床头，沉默地抚平他的衣襟，从此把生死的账算得很清。

六年后，她在西花厅写下遗嘱，第一条便是“患病无救时，切勿抢救”。赵炜曾劝她再等等，邓颖超摇头：“趁我脑子还清楚，事先说明，组织好办。”她把自己的骨灰用途、衣物去向逐条列明，连几本旧书想赠给哪个图书馆都写得一清二楚。

时间进入一九九一年初春，八十六岁的邓颖超因肺炎高烧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高热伴随吞咽困难，病危通知贴在病房门口。外科专家吴蔚然决定为她造胃瘘。她在半昏迷中被推入手术室；十二天后醒来第一句话是：“要是我当时清醒，绝不会同意动刀。”陪护护士鼻子发酸，却拿不出半句反驳。

病下时她仍关心公共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讨论安乐死，她戴着助听器听完整整三十分钟，随后亲笔写信给节目组：“安乐死是唯物主义者的选择。我已立下遗嘱，生命终点，无须抢救。”节目播出信件，全国听众议论纷纷。有人赞其旷达，也有人不忍接受，但没人怀疑她的真诚。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夜，她在轻声喘息中进入昏睡。次日凌晨心跳停歇，医疗班子依旧例行检查，却再未施行强行抢救。工作人员相互对视，终究放下手中的急救箱。赵炜低声念叨：“大姐，这或许就是您想要的方式。”七月十一日晨曦，海棠花影斑驳，西苑医院的走廊静得可以听见风扇转动的声音。

骨灰仪式极简。周家、邓家十四人抵达天津海河码头，把白瓷坛里的骨灰混合玫瑰花瓣倾入江心。细灰随浪花散开，几秒后再也寻不到踪影。没有陵寝，也没有碑文，正如她一贯的低调：“死了两眼一闭，什么都带不走。”

江泽民当年“坚决按她意见办”的批示，最终得以兑现——既没有无谓的药物抢救，也没有奢华的告别。邓颖超用自己的选择，为世人留下了另一堂关于生死观的课。须臾短暂，初心不改，这位革命老人的最后一条要求，没有成为奏折里的空文，而是落实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