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北京天色阴沉。功德林病房里，护士正忙着给黄维做例行检查，“体温正常，血压偏低。”医生成竹在胸，却没忘记嘱咐：“总理关心你的病，务必配合治疗。”话音刚落，黄维把目光挪到窗外，神情冷硬。
这个被称作“最难改造的战犯”已在这里度过七个年头。五种结核反复侵蚀他的体力，管教人员不得不把牛奶、鸡蛋、肉类源源不断送到床前。有人揶揄：“待遇比我们还好。”黄维却一句话不回，只是把药丸咽下，再把书本翻开。
同年6月的一天，他收到通知：允许直系亲属探视。黄维先是一愣，随即沉默。探视室的门被推开，蔡若曙扶着女儿黄敏南走进来。妻子衰瘦，头发花白，但衣服熨得笔挺。她努力维持笑容，低声说：“只要你点头，一切都有转机。”
“转机？”黄维把手中的搪瓷碗砰地掼在地上，瓷片四溅，“别再跟我讲认罪那套。你以后不用来了！”沉闷的回声在水泥墙间震荡。蔡若曙的脸倏地苍白，黄敏南吓得怔在当场。探视结束，母女被请出大门，夏日的蝉鸣听来格外刺耳。
黄维为何如此顽固？往前推二十多载可窥端倪。1933年秋，金陵蔡府灯火通明，陈诚的爱将黄维穿军礼服前来赴宴。他年方二十八，谈吐利落。席间，黄家的徽州口音与蔡家的吴侬软语交织，年轻的蔡维新被他的军人气质吸引。婚后，她改名“若曙”，寓意“晨光初现”，可她没想到，这晨光会被炮火撕得支离破碎。
全面抗战爆发后，黄维辗转徐州、台儿庄、常德。蔡若曙带着孩子四处奔波，既要缝补军衣，也要安抚士兵家眷。1947年，黄维在武汉筹建仿美式军校，家人短暂尝到安稳滋味。然而一年未满，淮海战役令重逢化为泡影。
1948年11月，黄维第12兵团被人民解放军围困双堆集。副司令胡琏突围逃走，黄维跳下故障坦克，仍难脱被俘结局。12月15日，战俘列车北上，他被编入战犯第一批。此时的南京国防部却对外宣称：“黄将军正在突围。”
前线音讯不明，台湾官媒随后发表讣告，说黄维已“殉国”。痛失依靠的蔡若曙抱着尚在襁褓的幼子，泣不成声。隔年春天，她带孩子随大批眷属渡海，落脚台北。生活急转直下，昔日名媛被柴米油盐裹挟，亲友劝她再嫁，她摇头说：“他若还活着，总得有人等。”
1951年，消息转折。机密渠道传来：黄维并未阵亡，而在北京接受改造。蔡若曙顾不上海峡阻隔，带孩子辗转回到上海，在街道登记处抄写表格维生。上海图书馆招工，她报名却因“黄维之妻”身份被搁置。陈毅市长得知此事，批示：“愿工作者，不可拒。”蔡若曙终于领到薄薄一张聘书。
黄维在狱中却依旧高喊“无罪”。学习班里，杜聿明已写下上万字检讨，王耀武、宋希濂主动参加劳动改造，黄维却把《改造指南》撕成纸团，抛向垃圾桶。管教干部苦笑：“这人骨头硬得很。”
1959年国庆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首次特赦。广播里一个个名字被念出——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却没有黄维。蔡若曙守在收音机旁，脸色雪白。失望的夜里，她带着安眠药躲进图书馆地库，幸而同事及时发现，挽回生命。黄维得知后，沉默良久，第一次低声问道：“她真的这么做了？”
六十年代中期，管理所安排黄维参观首都工厂与人民公社。高速车床、稻麦千层浪、孩子们朗朗读书声，让他渐渐陷入思考。回到牢房，他开始琢磨“永动机”结构图，技工把图纸贴满墙壁，小小监室透出奇特的学术味。
197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特赦决定公布。黄维的名字终于出现。他戴着黑框眼镜走出功德林，年近七旬，腰板仍挺，却步履虚浮。蔡若曙撑着伞在门口迎接，不敢上前，只轻声唤：“老黄。”黄维点头，却未言语。
两人移居北京南城小院。黄维被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月薪二百元，工作轻松。可蔡若曙的神经时刻紧绷：丈夫如果外出超过傍晚必引来她的焦虑，“别再走丢了，行吗？”黄维只能无奈答应。
1976年春夜，蔡若曙悄悄离家，走向护城河。翌日黎明，巡逻队打捞起她的遗体。她留下的笔记本只写了九个字：“等了半生，一年已足。”那年她六十一岁。黄维卧病在床，无法到场送别，亲自执笔写挽联：“若曙难妻，黄维敬挽”。
往后十三年，黄维常独坐窗前，手握一张旧相片——1933年那场灯火阑珊的蔡府宴会，年轻的蔡维新笑容明亮。他偶尔会喃喃：“她守得住，我悔得迟。”1989年3月，黄维病逝，享年八十四岁。讣告贴出，熟悉往事者无言，陌生人只记得一句传闻：探视那天，他摔碎的不是碗，而是最后的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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