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5日清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外寒风凛冽，送别周恩来的群众队伍却排出数公里。灵堂内，邓颖超披着一身黑色西装，神情哀恸却镇定。她的目光几次落在身旁的年轻女秘书赵炜身上，低声嘱咐：“仪式一结束，这件衣服你收好。”
那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女式西装，黑呢料，翻口袋处已磨得发白。它不是为丧礼特意准备，而是邓颖超十多年前找天津裁缝量身做的。因为合身，她一直珍惜，补了又补。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她多次穿着它夜宿医院走廊。赵炜心里明白，大姐把这件旧衣服看成一种纪念——它见证了夫妻俩最后的共同岁月。
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便回到西花厅。面对仍在抽泣的赵炜，她又说了一遍：“我走的时候，还穿它。”不容置疑的语气，让赵炜只能点头。此后十六年，赵炜小心包好西装，连樟脑丸换了几拨，也没让衣料褪色。
究竟为什么如此执拗？答案得追溯到1956年。那年春天，国务院颁布《推行火葬暂行办法》。周恩来和邓颖超读后商量，决定身后不留坟、不留骨灰，让身体回归土地与江河。他们称这是一场“观念革命”。为了示范，周恩来回雁荡老家亲自平掉祖坟，连祖父的碑也托人移走。村民议论纷纷，他却说：“咱们的后辈要活得更好，地留给他们。”
1966年，邓颖超写信给党支部，再次表明意愿：骨灰要撒向祖国大地，遗物能省就省。后来周恩来患癌，住进305医院。临终前三天，他把赵炜叫到床前，用微弱的声音交待：“我走后，大姐可能顶不住舆论，你要替我守住这件事。”赵炜含泪答应。谁也没想到，这句嘱托将陪伴她几十载。
周恩来去世后，北京、天津、淮安千万群众自发悼念。有人提议延后火化，让更多人见最后一面。邓颖超摇头：“总理生前已批示，不要特殊化。”1976年1月15日15时许，骨灰被装进四个牛皮纸袋，分别撒向密云水库、海河、黄河入海口以及首都上空。飞机起飞前，邓颖超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纸袋，轻声念了句：“走吧，恩来。”
为了不给组织增添负担，邓颖超把自己的生活压到最低限度。工作人员见她裤腿补丁一块盖一块，总忍不住劝。她笑着摆手：“里子嘛，看不见。”出访东南亚时，外事人员建议新做礼服，她干脆把周恩来的旧呢大衣改成女式风衣，硬是穿了三年。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北京医院安静离世，终年88岁。赵炜赶到病房，第一件事是回西花厅取那件黑西装。衣服经过岁月侵蚀，袖口脱线、膝盖处补丁斑驳。守灵的同志们一下子炸开了锅，“怎么能让邓大姐穿成这样！”赵炜把衣服摊在桌上，声音哽咽：“她生前一再叮嘱，我必须遵命。”
争论持续十多分钟，最终无人再提替换。几位机关女干部围坐在灯下，细细缝补。有人边穿针边掉泪，“大姐真不肯给我们省这点心。”夜里三点，那件曾陪伴周恩来最后时光的旧西装，整洁地披在邓颖超的遗体上。
火化那天，骨灰匣仍是1976年使用过的那只红木盒。盖板内侧刻着“骨灰即大地”六字，是邓颖超请人镌刻。按照遗嘱，她的骨灰被赵炜和高振普带到天津，在海河解放桥畔慢慢撒下。江面晨雾尚未散去，微风带着细灰轻轻滑过水面。赵炜忍不住自言自语：“总理、大姐，该团聚了。”
令人唏嘘的是，两位老人的遗物屈指可数：几件补丁衣服、一台买了三十年的老式收音机、一本翻烂的苏东坡词选。清点完毕，接收人员在清单上写了七个字——“原物如数移交公家”。这份清单，如今静静躺在国家档案馆。
有人统计，周恩来、邓颖超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里，曾经接受过近百次国内外礼品。他们全部上交，连一块纪念章都没留下。对于身后事，两人却只留下两句话：“骨灰要撒”“衣服要旧”。看似简单，却是一代共产党人胸怀的缩影：把一切留给人民，把自己融进江山。
多年后，一位当年参加缝补的工作人员回忆起那夜，仍抹着泪说：“真正的体面，不在华服，而在灵魂。”不得不说，这句朴素话语，道出了周恩来与邓颖超一生朴实无华、廉洁自守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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