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0日清晨，北京军委大院的银杏叶刚刚泛黄，邓华披着一件旧呢大衣，默默把公文包放进吉普车后座。身旁警卫悄声说：“首长，车备好了。”邓华点点头，没有多话。此刻，他已经知道自己将离开熟悉的战旗和军号，赴地方报到。

从抗美援朝前线凯旋，到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再到如今被撤职，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外界议论纷纷，可他一句辩解也没说。临行前夜，他写给妻子的一行字只有八个：服从组织，照顾孩子。

几天后，总政治部派人正式宣读决定：邓华同志转业地方，行政级别不动，仍是行政五级。换言之，原有的工资、医疗、住房、警卫配给统统保留。对1955年授衔时就被列入大将“候补名单”的他来说，这份待遇体面而敏感。有人悄悄打听：“为什么不降一级？”回答简单：“中央考虑其战功。”

1960年6月4日，成都车站。雨后积水未干，邓华踏出车厢，身后跟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四川省委秘书处来接站，陪同前往省政府宿舍——一栋建于民国时期的青砖小楼，三室一厅，带独立厨房。看房时，干部陪笑：“住宿按副省长标准，一点没减。”邓华只看了五分钟，转身去了办公室。

李井泉在金牛坝的旧公馆等他。两人握手，李井泉先开口：“分管农机，怕不怕生？”邓华坦言：“从没摸过拖拉机，得慢慢学。”对话短暂，却奠定了日后相处的基调——政治上谨慎，工作上放手。

随即展开的，是一场自学马拉松。新华书店里，邓华一次抱出八九本《农业机械原理》《柴油机维修手册》。晚饭后，他拿着放大镜一页页核对外文名词，对着秘书念生涩术语。秘书困得直打瞌睡，他却抬头说：“不懂就麻烦，咱得硬啃。”

用兵习惯带到地方，调研足迹很快铺开。1961年7月21日，他带两人马不停蹄跑阿坝、甘孜，两州海拔高、路程远。县委书记劝他坐车慢点走，他却背着氧气袋连跑三个乡。“试想一下，干部不下乡怎么知道牲口缺料？”这句半开玩笑的话后来传遍西南。

视察回来第一件事是写报告。15页打字纸，他列出五条建议：开垦高寒土地、增配山地履带拖拉机、修通入藏公路、培训民族司机、设立兽医站。文件递交后，省委办公厅做了批注：“内容详细，附方案，可行。”

时间推到1962年6月。李井泉登门小坐，聊天间提及处分问题：“中央若复查，你有何要求？”邓华摇头：“毛主席了解我。”他不愿多谈，晚上却独自坐在藤椅上点了支烟，烟灰落满地毯。

几年里，各种非议还是有。有人提醒他少说话、多保重。他半开玩笑回一句：“拿人民的薪水，总不能光喝茶吧。”口吻随意，态度坚决。

长期奔波，旧伤复发。1965年，他第一次被送进医院，诊断为慢性胃出血。医生要他休养，他回一句：“工作像打仗，要连成战役。”结果出院不到一周又上路，省政府司机事后感叹：“副省长拼成这样，咱还能偷懒？”

1966年后，全国形势骤变。邓华被要求“交待问题”，有人让他写检讨，他只写一句话：“请看行动记录。”幸而毛主席一直留意这位旧部。1968年京西宾馆会议，毛主席点名：“邓华同志来了没有？”他立起回答。“好久不见，在四川没人批评你。”一句评价，让会场里许多人迅速沉默。

1977年8月5日，中央一道任命电文抵达成都：邓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军队序列恢复，警卫、工资、级别全部照旧。那天夜里，他坐在窗前把复印件反复端详，轻声对老秘书说：“总算能再回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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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新一届中央军委名单公布，他名列委员。老战友张爱萍握手时笑道：“老邓，枪法没生疏吧？”邓华哈哈大笑，回答一句：“真要打靶，先给我半天热身。”

1980年5月7日，总政治部批复《关于邓华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通知》，彻底还其清白。文件送到病房，他咳嗽几声，用手背轻抚公章，低声叹息：“可惜时间不多。”

同年7月3日清晨，成都军区总医院内科病房，邓华停止呼吸，终年七十岁。病历最后一页写着“旧伤加剧，医治无效”，护士含泪在旁替他整理军装。行政五级的待遇自始至终没有动过分毫，也见证了这位战将由前线到地方再返军旅的二十一年曲折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