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的衡山城，晨雾未散，远处忽然传来几声礼炮。当地百姓得知解放军已进城，纷纷走出门庭张望。就在这喧腾声中，罗宴清把账簿合上，长叹一口气：弟弟罗荣桓打了半辈子仗，总算盼来了全国大局将定的日子。可他没想到，自己很快也要走上一条与弟弟有关的新路。
罗宴清年长罗荣桓9岁，少年时代两兄弟同在私塾读书，隔三差五便互相较量笔墨。家里虽是耕读传家，却终究摆脱不了宗族对婚姻的安排。1919年，17岁的罗荣桓被族中长辈指给了邻村的颜月娥。那年，他正在中学课堂里背《孟子》，却不得不点头领了这门亲事。对当时的农村而言，能娶到吃苦耐劳的媳妇，就像在地里挖到块好石头，祖辈都会笑逐颜开。罗荣桓嘴上不情愿，终究拗不过家族压力，一纸婚书就此落定。
1926年秋，女儿罗玉英降生，婴声清亮。可婴儿尚在襁褓，时代潮流已将年轻父亲推向新的方向。1927年春，罗荣桓赴武汉求学，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学加入共青团并转为中共党员。汪精卫“七一五”事变一夜之间改写局势，他随即南下通城组织农运。自此，一条革命道路在脚下延伸，接连的斗争、转战，使他与旧家庭的联系几乎中断。
为了不给妻女带来风险，罗荣桓咬牙写下离婚书，劝颜月娥改嫁。她却守在罗家老屋，靠针线手艺维持生计。大哥去世后，罗宴清成为族长，父母之责落在他肩上。面对哥哥的重托，他把侄女当亲生，一养就是十多年。抗战期间，罗荣桓偶得空隙写信回乡，除了问寒问暖，重头一句总是“玉英托兄照料”，言辞恳切。
解放战争后期，衡阳周边仍有拉锯。1949年夏秋，相邻田里稻谷刚抽穗，地方工作队来征粮。罗宴清家底殷实，被定下的数额颇高。他没有讨价还价，反而主动带人送粮到军需仓库。时任四十军军长的罗舜初后来见到罗荣桓，随口说起：“你那哥哥够意思，往返几趟把稻谷全扛来了。”罗荣桓听完，只点点头：“他做得对，咱是人民军队，该多担些就多担些。”
这一年年底，一封从武汉寄来的信再次拨动他的心弦。落款是“女儿罗玉英”。信里说，她已成家，有了一个男婴，全家都想北上京城，与父亲团聚。只是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对“贵人”生活的向往，“到北京，也许能跟着您，少吃点苦”。罗荣桓看完，沉默良久，随即回信：“我一生为人民服务，并非当官求富。此间生活清简，唯一可助你们的，是继续读书，至于别的依靠，当不敢当。”寥寥百余字，却字字如铁。
为了断去亲友们“找靠山”的念头，他提前打电话给衡阳铁路局长郭维城，吩咐若有人借其名义搭车北上，请先行劝阻。巧的是，这禁令首先落在自家人头上。可罗宴清认真如旧，还是带着两个儿子、女婿陈卓，以及婴儿外孙，凑足七口人登车北行。一路上，不少车站干部闻听“罗政委兄长”前来，抢着招待。罗宴清也不是铁石心肠，客气几句，虽不好意思，却难免露出几分得意。
1950年1月的一个清晨，北京西便门外仍残存冬夜的寒意。罗荣桓提前结束公事，站在家门口眺望胡同尽头。当看见步履匆匆的亲人们，他快步迎上前，把襁褓中的外孙高高抱起。屋里，林月琴已备好热水和茶点，她早知丈夫对这位大姑娘心怀歉疚。
几日里，罗荣桓先安排陈卓与侄子们进入华北军政大学，理由很简单：读书、学本事，比攀亲贵更长远。罗玉英文化底子薄，被留在家里补习。夜深灯下，父亲拿着旧报纸教她认字，一句“横竖撇捺这里歪了”，语气温柔得像从未离别过。陈卓悄声说：“爸，您辛苦了。”罗荣桓只摆手：“国家刚要走正道，你们年轻人，不要想着现成的福。”
临近春节，兄弟俩促膝而坐。罗荣桓取出那封1939年写给二哥的信，信纸已泛黄，折痕处几乎要破。短短几行：“国难当前，弟不能顾家；玉英托兄，盼其成人。”罗宴清轻轻合上，低声道：“二十多年转眼过去，侄女总算与你重聚。”他抬头一笑，“弟弟，你欠我的，今日全了。”罗荣桓郑重回一句：“罗家欠你的，我记得。”
干部薪金制施行后，罗荣桓每月让林月琴拆出三十元，专款寄给大女儿，用作赡养颜月娥。对女儿，他反复强调：“别打父亲旗号，别搞特殊化。”有时讲得急了，声音略重，转身又从抽屉里翻出一本线装《古文观止》，指着上面的字耐心解释。罗玉英慢慢悟出：父亲不是无情，只是责任在身；父亲的严厉，也是一种别样的疼爱。
春去秋来，北京的梧桐叶变得苍翠。罗玉英顺利考入速成中学预备班，陈卓在军政大学完成基础课程，被分配到华北一座小学执教。每当路过中南海值班岗哨，小两口总会想起那个冬日里父亲朴素的办公室：一张旧木桌、一把藤椅、几册书，除此别无他物。那情景像一盏夜灯，提醒他们脚踏实地。
兄长的支持、女儿的成长，让罗荣桓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工作仍旧紧张，他仍要奔波北大营、石景山、华北军区各处，可每当夜深，他会偶尔翻看女儿寄来的功课簿。扉页上端端正正写着一句新学到的家训：正心，修身，齐家。罗荣桓合上本子，抬头望向窗外并不明亮的夜空。灯火零星，却各自闪烁，正如他所追求的那份平凡而坚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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