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明新年访华行程公布，先来北京再去上海，要在中国待满4天3夜。更引人瞩目的是，韩国对中国的称呼里，甚至还用上了“抗日同志”四个字。
2025年末，中韩双方同步官宣韩国总统李在明将于20216年1月4日至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这一消息距韩国外交部12月19日提出“适时推动李在明2026年访华”仅时隔不足两周，在国家元首互访需历经繁杂筹备流程的背景下，此次访华安排的高效推进备受瞩目。
作为时隔9年韩国总统再度访华的重要外交活动，其不仅为冷却已久的中韩关系带来破冰契机，更承载着推动双边外交、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深度合作的重要使命。
【中韩关系回暖：从僵局到破冰的外交进程】
2017年，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访华之行因亲民举措给中国民众留下深刻印象，成为当时中韩友好的生动写照。
然而，此后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其外交政策明显向美日倾斜，且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多次发表敏感言论，导致中韩关系急剧降温。
尹锡悦执政期间，韩方坚持“中方回访在先”的外交礼仪争议未能妥善解决，使得两国元首轮番互访中断，这在中韩建交以来的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2025年李在明就任韩国总统后，迅速调整前任“一边倒”的外交战略，积极推动修复中韩、韩俄关系，为双边关系改善注入新动力。
2025年11月底，中方借出席APEC峰会之机对韩国进行访问，韩方以最高礼遇接待中方代表团，中美元首还首次在第三国的城市--釜山成功会晤，为双边关系回暖奠定重要基础。
期间，李在明明确表达了“短期内实现访华”的意愿，为此次访问的快速落地铺平了道路。
【访华三重核心诉求：外交协调、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
外交层面：搭建区域沟通桥梁
据韩国国家安保室相关高层透露，此次访华前期协调过程中，中方态度的积极转变成为推动访问成行的关键因素。韩国政坛分析认为，李在明政权内部“自主派”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国家情报院院长李钟奭，期望以中韩互动为媒介，为促成韩朝对话寻找突破口。
同时，韩国政府部分人士表示，希望延续卢武铉政府“均衡者论”与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理念，在中日矛盾缓解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东北亚区域局势的和平稳定。
经济层面：筑牢务实合作根基
此次访华的核心亮点之一，是韩国财界组成的大规模经济使节团随行出访。
据大韩商工会议所披露，使节团规模达200余人，囊括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集团会长崔泰源、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LG集团会长具光模等四大集团总裁，GS集团会长许泰秀、浦项制铁集团会长张仁华等知名企业家亦在列，Krafton、SM娱乐、时尚集团Hyungji等领域代表性企业代表也将同行。
青瓦台发言人姜友静强调，此次访问将聚焦“经济民生成果”，中韩双方将围绕巩固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恢复态势、强化供应链合作、扩大投资规模、深耕数字经济领域、联合应对跨国犯罪、推进环保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磋商，推动达成实质性民生利好成果。
访华期间，双方相关部门将签署多项谅解备忘录（MOU），经济使节团还将参与韩中商务论坛、一对一商务洽谈会等活动，重点探讨制造业革新、供应网稳定、消费品新市场开拓及服务与内容领域合作等议题。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还专门为有意进军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搭建了商务对接平台，助力双边投资合作提质增效。此外，稳定受中美战略竞争影响的中韩经济关系，也将成为此次会谈的核心议题之一。
文化层面：推动交流限制松绑
尽管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出台“限韩令”，但近年来韩国文化产业进入中国市场面临诸多隐性限制，韩国电视剧许可发放中断、综艺节目进口与翻拍暂缓，韩国艺人出演、电影选角及公演许可等方面的限制措施持续存在，成为影响双边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
对于此次首脑会谈是否会涉及“解除限韩令”相关议题，姜友静回应称，目前双方仍在协调会谈具体内容，核心将围绕扩大经济合作机会、探讨东北亚整体局势等议题展开。
而关于是否将在中国举办大规模K-POP演唱会等文化活动，青瓦台表示暂无正式日程公布，相关细节仍在与中方协商推进中。
【行程亮点与历史意蕴：连接过往与未来的合作愿景】
此次访华期间，李在明将于1月6日至7日访问上海，并计划参观韩国临时政府大楼。
2026年恰逢金九先生诞辰150周年及上海临时政府大楼落成100周年，韩国方面表示，此次参观旨在回顾历史意义，向外界传递“中韩两国曾为抗日同志”的历史共识。
同时，双方还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在引领中韩未来合作的风险创业领域，进一步深化两国企业的伙伴关系，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增长点。
值得关注的是，李在明访华结束一周后，还将赴日本访问，目前韩国政府正推进1月中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奈良市举行首脑会谈的相关方案。
这一系列外交安排，既体现了韩国推动区域多边合作的意愿，也为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带来新的可能。
作为中韩关系回暖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李在明此次访华不仅为双边关系的全面恢复与深化奠定坚实基础，更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区域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务实合作注入了宝贵动力。
随着各项合作共识的逐步落地，中韩战略伙伴关系有望迈入更加成熟、稳定、共赢的发展新阶段。
【在中美战略竞争结构中重新校准韩国外交定位】
在前任尹锡悦政府时期，韩国外交明显呈现出对美高度依附、在对华问题上趋于对立化的结构性倾向。
这一外交路线不仅在涉台、涉疆、涉南海等议题上多次触及中国核心利益，也在安全叙事层面将中韩关系纳入“价值同盟”与“阵营对抗”的框架之中，客观上削弱了韩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
然而，尹锡悦政府所寄望的“同盟红利”并未如期兑现，尤其是在特朗普再度执政背景下，美国对传统盟友采取更具交易性、工具化乃至“背刺式”的政策取向，使韩国在安全与经济层面均面临不确定性上升的现实压力。
在此背景下，李在明政府试图对前任“一边倒”的外交路线进行修正，并非意味着根本性“倒向中国”，而是试图在高度对立化的中美关系结构中，重新为韩国争取有限但关键的外交回旋空间。
其核心逻辑并非价值选择，而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风险对冲：在美国对盟友承诺可信度下降、对盟友索取成本上升的情况下，韩国若继续维持对华高度对抗姿态，将在战略上陷入“单边依附却缺乏保障”的困境。
李在明在中美之间寻求相对平衡，实质上反映了韩国中等强国在大国博弈加剧条件下，对外交自主性与政策弹性的重新重视。
【对朝政策突破与中国不可替代的结构性角色】
作为左派政党的代表性政治人物，李在明延续了韩国进步阵营一贯重视缓和半岛紧张、推动韩朝关系改善的政策传统。
在当前朝鲜半岛安全形势高度僵化、韩朝官方沟通几近停摆的情况下，单纯依赖韩美同盟或对朝施压工具，已被事实证明难以产生实质性突破。相较之下，通过多边外交或第三方斡旋为韩朝关系“破局”，再次成为进步派政策思路中的现实选项。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地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不可替代性。无论是在经济依赖、地缘毗邻，还是在历史互动与安全沟通渠道方面，中国仍是对朝鲜具备实际影响力的极少数国家之一。
对李在明政府而言，改善对华关系不仅是双边外交修复的需要，更被视为重启半岛对话机制的重要前置条件。
通过与中方恢复高层政治互信，韩国一方面可为自身对朝政策争取更多外交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避免半岛问题完全被纳入中美战略对抗的附属议题之中。
因此，李在明寻求对朝关系突破，并非简单的“南北和解情怀”，而是试图通过引入中国这一关键变量，重新构建半岛问题的多边协调框架，从而为韩国在安全议题上争取更大的主动性。
【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下的现实主义经济外交选择】
在中美贸易战与科技竞争持续升级的背景下，韩国经济已成为外溢冲击最为直接、最为严重的受损者之一。
作为高度依赖出口、深度嵌入中美产业链与技术体系的中等发达经济体，韩国既难以完全承接美国“去中国化”的产业转移成本，也无法承受与中国经济关系实质性脱钩所带来的系统性冲击。
无论是在半导体、化工、新能源材料，还是在消费电子与汽车产业领域，韩国财阀企业均在中美博弈中面临“选边站队”的高风险压力。
在此结构性困境下，李在明政府将“为财阀争取喘息空间”视为经济外交的优先目标，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
对韩国而言，中国不仅是最大贸易伙伴之一，更是地理距离最近、产业互补性最强、市场规模最具确定性的外部经济体。在全球供应链碎片化加剧、跨国投资趋于保守的条件下，与中国开展务实经济合作，在成本、效率与可行性层面均明显优于其他替代方案。
从这一角度看，推动对华经济合作并非意识形态转向，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外部环境恶化条件下的“被动理性选择”。
对韩国财阀而言，中国市场依旧是维持规模优势、消化产能与分摊风险的关键支点；对韩国政府而言，稳定对华经济关系则是缓冲中美战略竞争外溢冲击、维持国内经济与就业稳定的必要手段。
文｜郑博源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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