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的一个午后，中央军委工作人员在整理正军职干部任免方案。密密麻麻的名册间，毛主席圈出了一个已淡出视野多年的名字——张力雄。批示只有一句：“让他回江西。”文件传下去时，值班员忍不住低声嘀咕：“首长怎么还记得这位老上校？”没人回答，但一段往事悄然浮出。
时间拨回到1934年2月。瑞金，夜色沉沉，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正在紧张进行。两百多名代表依次检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气氛凝重。坐在后排的张力雄把帽檐压得很低，他听得聚精会神，却几乎看不见前方主席台上那位心心念念的领袖。昏暗灯火里，他只认得出王稼祥、博古的侧影。
“再不想办法，这趟就白来。”年轻人暗自焦急。为了赶这次会议，他从福建西北前线连夜赶路七天，脚底磨出血泡仍不停歇。张力雄知道，这也许是此生最近距离接触毛主席的机会。可视线被高举的臂膀挡得死死的，他只好侧耳捕捉那熟悉的湘音。
会议进入总结阶段，代表们开始起立鼓掌。就在众人以为流程已全部结束时，张力雄忽然起身，悄悄挤向过道。一名警卫皱眉瞥了他一眼，以为他要离席，刚想伸手制止，他却在门口戛然而止，巍然站定。小伙子回身瞭望会场，像一尊执勤哨兵，不进也不退。守卫看不懂他的举动，只得让开。
散会铃声终于响起。毛主席和诸位中央首长走出礼堂，人群涌动。张力雄猛地端起军礼，声音洪亮：“首长好！”领袖放慢脚步，目光落在这位满身尘土的红军指导员身上，带着好奇：“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张力雄挺直脊梁：“张力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哪省人？”“福建上杭才溪乡！”毛主席嘴角含笑，“才溪——模范乡啊！要当模范，行不？”“一定行！”短短几句对话，旁人未必留意，但那份鼓励却在张力雄心里扎根。
张力雄1913年出生于才溪一户贫寒佃农家。16岁入团，18岁入党，二十出头便走上红军学校的课堂。那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读书识字，杀敌报国”。第三十四师营长递给他的左轮手枪时告诫：“它是战友用命换来的。”张力雄记住了，背枪的手一直微微发抖，却从未松开。
长征途中，他任红五军团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翻雪山、过草地、啃皮带，样样经历过。1936年底，西路军西进甘肃，红五军担起先头重任。1937年元旦，高台城被攻克，看似顺利，危机却在逼近。马步芳、马鸿逵调集重兵包围孤城，切断一切联系。红五军弹药奇缺，电台又遗失，只能死守。
城墙上，云梯一次次被推翻，滚木与石块齐飞。城墙下，敌军炮火轰鸣，尘土与血水混成泥浆。张力雄和团长叶崇本、参谋长刘联中几乎彻夜未合眼。他们掐着手里的最后几枚子弹，计算着天亮前能撑多久。1月下旬的一声轰响，弹片击中他的左腿，鲜血直涌。团长大吼：“把他抬下去！”张力雄被塞进临时卫生所，心里却只想回到阵地。
这时，一位中年农民冲进破败巷口，低声说：“同志，马匪进城了，跟我走！”他姓柴，是本地贫苦佃户。柴维仁把张力雄藏进夹墙，又三天三夜冒险送水送粥。第四晚，他用粪车把张力雄掩护出西门，悄声叮嘱：“往西，别回头！”张力雄忍着剧痛，踩着没膝深的积雪一步一步挪向祁连山口。饿了抓把雪，困了靠荒坟，靠的全是“一定要活着回去”的倔强。
半个月后，张力雄被哨兵带进西路军政治部。徐向前握着他的手，目光沉重：“高台没守住，董军长已经牺牲。但革命不会垮。”那一刻，泪水和汗水一同涌出，却没有人低头。西路军随后转入河西走廊苦战，最终部分指战员突围北上。张力雄活了下来，将那段血火岁月深埋心底，只在梦里反复出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被派往冀中抗日根据地，跟日伪作殊死搏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带队转战东南，攻克宁德、福安。1955年评衔，他因功授大校，被地方报纸称作“开国上校”。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昆明军区公安军第一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张力雄常说：“打了半辈子仗，真正让我夜里惊醒的，是高台城那堵城墙。”
关于那位救命恩人的名字，他一直耿耿于怀。1984年，已任福州军区顾问的张力雄写信给高台县，描述四十七年前的情景。信访人员辗转查询，终于找到柴维仁——一个早已白发苍苍的老农。得到消息的那天，张力雄沉默良久，只让随员准备一份礼物，托人捎去道谢。两人终究未能再见，但故事已完整。
张力雄晚年常被部队、学校邀请讲课，他总是提到两个瞬间：一次是毛主席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一次是柴老汉在夜色里说“跟我走”。在他看来，一个名字代表信仰，一句朴素的话代表人民。2011年，张力雄子女把“红军万岁”“高台英烈气壮千秋”手书寄到张掖西路军纪念馆，也算替父亲把当年的军礼，再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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