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的南京雨水未歇，长江江面笼着雾，江北岸的渡江胜利纪念碑脚下依旧停着第三野战军的运输船。那几天，作战参谋把地图摊在甲板上，不谈京沪杭的残敌，而是指着福建海岸线——接下来，轮到台湾了。就在这种氛围里，一份写有“舒同”名字的电报悄然递进前指，内容干脆：提议其为“特殊情况下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谁能想到，这项人事安排在公开层面几乎没有留下记录，却被舒同的女儿多年后证实。
追溯缘由，还得回到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刚见报，中央军委即刻发电给粟裕，要求“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6月14日、21日两封连发的电报，又把“准备解放台湾”列入华东局四大任务之一。军事准备固然重要，更棘手的是登陆后的政权重建，中央决定先把班子定下来，再让部队动手。
华东局提交的名单里，舒同列为省委书记，刘格平任副书记。提名理由并不复杂：舒同是知识分子出身，能写能讲；当过敌工部长，懂得分化瓦解；再加上书法名声在外，足以在文化层面拉近与本省士绅的距离。舒均均回忆：“中央就是觉得，他能和台湾各阶层说上话。”
把时间再往前拨。1937年，舒同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1944年南下山东，他先后担任山东分局秘书长、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人们常以为他只是“红军书法家”，忽略了他的敌工经历。当年韩练成部在高邮起义，幕后策划之一正是舒同。摸透国军心理、抓准分化时机，是他拿手好戏。中央挑他坐镇台北，并非仅凭几幅写得漂亮的字。
有意思的是，舒同的书法反倒在边区统战时派过大用场。1935年冬，陕北一位清朝遗老拒绝出任参议员，理由是“同红军谈话太难”。毛泽东略一思索，挥手道：“叫舒同写封信。”翰林老先生看罢，只留一句“字好、文雅”便欣然赴任。这个细节不大，却让中央看见“书法”能成为政工武器。
1949年底，三野调兵福建。粟裕负责具体布局，50万大军、三个兵团、十二个军，番号一一排开。与此同时，在苏州东山，舒同召集未来台湾省委成员办学习班，内容从《台湾通史》到闽南语常用词汇，甚至连台中、台南的路况也要背熟。“到那里要多做统战工作，字也得继续练。”粟裕半开玩笑地叮嘱，大伙一阵大笑，紧张情绪被冲淡不少。
可惜计划赶不上国际风云。1950年6月25日，炮火在朝鲜半岛点燃，美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登陆战准备就此按下暂停键，中央迅速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原来的“台湾省委”仅作为特殊时期的预案封存。舒同把厚厚一叠干部名单锁进文件柜，命令培训班解散，学员各回原单位。
攻台遇阻，人事安排随之生变。1954年，组织部门找舒同谈话：人民日报社长与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二选一。数秒沉默后，他选了后者。理由很朴素——自1944年来到山东，已与这片土地结下深厚感情。从这天起，“特殊情况下的台湾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历史脚注，却未能在公开文件里落款。
舒同继续忙政务，也没停掉练字。山东群众求字成风，供墨都要自带，场面颇为独特。但他始终没有办个人展，更无出版计划。他说，字是工作中的附带品，不是买卖。外界常把他与于右任并称，实情却是，二人相互没有见过面，只通过书法间接“论笔”。
写到这里，那份被尘封的提名电报仍让人感慨。若非朝鲜战局突变，台北中山堂或许早挂出“舒体”牌匾；若大兵压境如愿推进，他也许在前线宣传车里挥毫写下劝降标语。历史没有假设，却为后人留下一段颇具戏剧性的插曲。舒同的经历提醒世人：在重大决策背后，除了枪炮与硝烟，还有对文化与人心的精细研判，而那些被选中的名字，也常常要接受命运的另一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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