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的一个拂晓,志愿军第15军前沿观察所里,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值班参谋对着话筒连声“明白”,放下电话后低声嘟囔一句:“又是那个江苏小子,一枪干掉了对面阵地的机枪手。”不远处的警卫员挑了挑眉——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敌人的火力点被瞬间熄火,阵地上可以喘口气了。
那个江苏小子就是张桃芳,22岁,在上甘岭防御战进入胶着阶段时被临时抽调到狙击小组。他的名字最初只是出现在火线简报上一行小字,可几天后,就被参谋们用红笔单独圈出,因为统计数字涨得太快,连夜换了三次报表。
战场之外的记忆要追溯到1931年。张桃芳出生于江苏兴化西北的水乡,打小跟着父亲撑扁舟、放地笼;冬天水鸟肥,他一根旧猎枪打得比大人都准。日军侵占泰州地区后,新四军在里下河一线建立游击根据地,十四岁的张桃芳被推举为儿童团团长,那会儿他瘦得跟竹竿似的,却整天揣着根“土枪”护送情报。
抗战胜利那年,他还没满十七,便转入民兵班。1946年夏,解放区缺粮,他奉命夜渡白马湖,把两万多斤稻谷从夹在敌占区的圩区运出来。三天三夜,船桨敲在舷边发闷响,队伍却没漏一粒米。这件事让县大队长记住了他,也让附近一位撑篙姑娘红了脸——几年后,她成了张桃芳的妻子。
朝鲜战争爆发后,张桃芳主动报名。1951年秋,他抵达安东接受新式枪械培训。苏制莫辛—纳甘步枪的退壳方式和“三八大盖”完全不同,第一次射击零环,他憋得满脸通红,被调去炊事班。连长拍拍他肩膀安慰:“锅铲也要对准靶子。”张桃芳没回嘴,深夜躲到后山荒沟,拿几截枯木反复练举枪,一练就是整个冬天。
1952年10月,部队换防上甘岭。敌我阵地最近不足七十米,狙击组缺人,连部却指名把“炊事兵”顶上去。没人想到,这个补位的新人仅用240发子弹就干掉71名敌兵,战场纪录簿瞬间翻新。军长皮定钧接到战报,咂摸半天,丢下一双半旧皮靴:“去,把鞋给那小伙子,眼见为实。”
第二天,作战参谋随张桃芳趴到9号狙击台。晨雾未散,山坳里传来敌人换班的嘈杂。张桃芳低声一句:“看那丛灌木。”砰——对面一名工兵扑倒;不到两分钟,又是两枪,子弹干净利落地打穿钢盔。参谋回营复命时,那双皮靴乖乖留在了张桃芳脚下。
真正让上级震动的是第七日。美军少校级狙击教官艾克出现在阵地右侧,一身浅褐色斗篷,干脆站在废墟高点指挥射击。张桃芳屏住呼吸,预估风速、温度与距离,准星微微上挑。子弹飞出后,山谷竟意外寂静,一秒后才传来“噗”的闷响。艾克应声倒地。据战俘口供,美军一度以为对面使用的是重机枪,因此连夜缩短活动范围。战斗至此,张桃芳的冷枪名单增加到161人。
枪响不断,危险也不断升级。美军调整火炮坐标,专门覆盖狙击点。志愿军指挥部反复权衡,担心失去这样一把“利刃”,决定把他调往纵深。接令那晚,连长扔来一只帆布包:“还有三天,你自己看着办。”张桃芳没多说,只把两只皮靴倒空,弹壳掉得到处是。三十二天结束,他耗弹442发,确认击毙214名敌人,刷新了当时志愿军单兵狙击纪录。
撤下火线后,他被授予“二级狙击英雄”称号。授奖仪式简短得有些仓促,志愿军总部考虑到保密,只在野战医院的小操场搭了块木板。颁奖完,首长问:“想回家探亲吗?”张桃芳却提了个出人意料的请求——学飞行,“我要换个更大的战场”。
这一年夏天,他回国参加空军招飞体检,肺活量和视力直接过关。半年后进入第三航校,开始与笔直跑道和银灰色米格十五打交道。起初有人担心步兵转飞行员难以适应,大队长看完他的成绩单却笑了:“能把一颗7.62毫米子弹算得分毫不差,算航向高度不在话下。”
1956年春节前夕,张桃芳完成单飞。凌晨四点,他驾驶编号“2355”的歼击机拉起,云顶洒下初升月色。那一刻,他再也不是躲在战壕里的单兵,而是坐在九千米高空守护国门的飞行员。后来,他先后担任中队长、团参谋长,在空军服役到1983年,累计安全飞行超过两千小时,却从未主动提起三十二天的冷枪传奇。
退休后,有人采访他当年如何做到百步穿杨。张桃芳只摆摆手:“就是瞄准、扣机、稳准狠,没什么神秘。”说完哈哈一笑,目光却仍像当年的拂晓一样清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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