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佳佳
罗永浩在2025年12月30日的“科技春晚”活动中迟到40多分钟，现场宣布门票全退，随后深夜发文自曝：因为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关系，发布会没有一场是彩排过的，全是没有彩排直接上去硬讲。
如果ADHD换药失败，或是不能用锻炼彻底改善体能问题，不会再举办这种大型活动了，会害人害己。这场“认罪式”坦白既让人共情，也引出一个尖锐问题：当个人健康困境成为商业活动的常态，谁来为观众的时间、团队的血汗和行业的信任买单？
罗永浩的深夜自白，的确颠覆了公众人物完美无瑕的刻板形象。他坦白幻灯片临开场还需大改，靠药物和体力硬撑，甚至直言会害人害己。
这种不加掩饰的脆弱，在充斥着人设包装的舆论场中，如同一股清流。
人们愿意为他的真诚点赞，因为他触碰了现代人共有的软肋——在压力与身体极限间挣扎的疲惫感。然而，正是这种真诚，让接下来的追问更显必要：为何长达十几年，明知状况却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应对机制？这不是对病人的苛责，而是对职业人的叩问。
ADHD不是突然来袭的意外，而是十几年朝夕相伴的现实。发布会零彩排不是偶发失误，而是系统性失范。罗永浩将个人困境描述得如此具体，恰恰反衬出其职业管理的粗糙。观众购票，买的不只是听罗永浩说话，更是对一个商业活动基本品质的信任——准时、流畅、专业。
当这些基础保障被“我靠硬讲”一笔带过，真诚就成了风险转嫁的修辞。观众损失了时间，团队承受了地狱级压力，行业则收获了一个危险的示范：只要够真诚，失范似乎就可以被原谅。这种逻辑若被推广，那么任何商业失约只需一份“认罪书”便可一笔勾销，市场秩序将荡然无存。
人情味在于理解，而非纵容。我们完全可以理解ADHD患者面对大型活动的艰难，也敬佩他硬撑十几年的毅力。但正因如此，更需追问：为何没请专业主持配合？为何不提前录制备份方案？为何不对票务条款做特殊说明？
真正负责，不是事后的愧疚退款，而是事前的周全预案。苹果发布会若因库克身体欠佳临时取消，人们会理解，但若库克十几年从不彩排、幻灯片临开场才改，董事会恐怕早已问责。
罗永浩的困境值得同情，但将其困境转化为消费者和团队的实际损失，则是一种职业上的“躺平”。ADHD不该是免责金牌，反而应是更严格自我管理的提醒，正因为难，才更需要制度性兜底。
这场风波的本质，是以人设为基础的责任错位。当品牌与创始人深度绑定，创始人的个性、魅力甚至缺陷都被包装成产品的一部分。粉丝为真性情买单，企业为人设让路，职业规范便被悄然架空。
然而，商业世界的根基从来不该是看他多不容易，而是我们能得到什么。罗永浩的坦白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个人的挣扎，更是整个行业对“人性化”的误读。
罗永浩说会害人害己，说明他深知边界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个边界本不该由一次尴尬的迟到和退款来划定。当他说以后不办了时，听起来是壮士断腕，实则仍是个人化的决绝。
更优解应是：建立标准化流程，培养专业主持梯队，设置应急预案，必要时坦然请专业代讲人出场。这不仅是对观众负责，更是对自己团队的慈悲。
当硬讲的坚韧遭遇规范的理性，我们终须明白：真诚是沟通的桥梁，但制度是责任的基石。真正的强大，不是带病硬撑的悲壮，而是直面局限后的智慧选择。
唯有让真诚在制度中生长，让个性在规范中舒展，公众人物的价值才不会在“害人害己”的叹息中黯然褪色。毕竟，世间所有的“认罪书”，都不该比“规划书”更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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