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深秋，中南海里落叶纷飞。童小鹏站在湖边，看着水面上漂来的梧桐叶，心里琢磨的却是统战部刚刚收尾的一份少数民族参政议案。那一年，他49岁，已是部里公认的“机要通”。没人料到，这位熟悉机要、电报、警卫流程的老秘书，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会几度跌宕，直至再回旧岗。
时间快转到1966年6月。周总理一句“中央决定调你去中办”，把童小鹏从熟悉的统战业务拉到了全新的漩涡。周总理停了停，又补上一句：“你不一定搞得好，但要服从。”语气郑重，却透着难言的无奈。童小鹏当即点头，心里却清楚这是一次艰难的任务——汪东兴需要一个熟门熟路的副手，而自己正合适。
进入中办不足一年，北京风云骤变。批判会、红头文件、贴满街墙的大字报接踵而来，作为“老秘书”而非“造反派”，童小鹏成了靶子。1967年1月起，他在中南海每天不是扫地就是被围斗。闲暇时，他和夫人紫非悄悄在小院里种丝瓜、苦瓜，借锄地排遣沉闷。某个黄昏，他递给余秋里一杯自酿糯米酒，对方抿一口，苦中带甜：“老童，这回真靠劳动养生了。”
同年10月，命令再次突降——去中办“学习班”。调查组连夜盘问，重点落在“是否与袁晓轩有牵连”。童小鹏只答一句：“1937年西安有一面之交，无他。”调查并未结束，1970年初，整个学习班又被发往江西进贤“五七干校”。他被编入二连，正式成了“猪圈排长”。凌晨挑猪食、正午拉石子，一干就是三年。身形消瘦，腰板却更硬。“劳动能洗心革面，也能炼出真金。”他常这样打趣。
1971年11月，南昌齿轮厂革委会副主任一职突然落到他的头上。通知来得匆忙，他与紫非商量，提出三条：夫妇同调、回京收拾、照顾聋哑的次子童利宁。中组部很快批复。12月下旬，他返京体检。医生说：指标尚可，注意休息即可。行装刚收拾妥当，童小鹏特意去西花厅告别。周总理目送他出门，只说一句：“路上保重。”
让人意外的是，一句“等等再走”把他留在北京足足十八个月。这一年半，他没有正式任命，也无具体工作，只能翻阅旧文件、核对档案。偶尔有人打听进展，他笑笑：“组织有安排，我听就是。”1973年8月，中组部正式通知：南昌一事取消，你回统战部。这一刻，他几乎可以确定——背后是总理和老帅们的共同关照。
消息传开，院内老同志说：“周总理放心不下你。”童小鹏没有多言，只在日记里记下一句：“我相信是总理指示。”随后，他收拾简单行李，重入阔别十五年的统战部大门。门口的警卫还认得他，打招呼：“童部长好。”他笑着摆手：“叫老童就行。”
统战部的格局没变，可文件格外堆积。民主党派、民族宗教、港澳台事务——每一条线都亟须梳理。童小鹏先拿起“爱国人士恢复党籍”方案，标记红线、蓝线，一口气工作到凌晨。新同事劝他休息，他摆摆手：“三年猪圈不倒，这点灯光算什么。”
不久，中央组织部门公布结论：童小鹏的历史清楚，与袁晓轩事件无关。原来袁晓轩在重庆叛逃后，曾妄图用金钱收买八路军办事处人员，提到童小鹏的名字，不过是为要经费的幌子。此事拖延多年，总算了断。函件传到他手上，他只说：“组织没忘记。”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起，统战部在民族地区举办多场参政议政培训班，童小鹏亲自审定课纲。“统战不是客套话，是实打实的制度安排。”会上，他语速不快，却句句在点，被笔记本啪嗒翻页声盖住。多年后，一位青年干部回忆，当时听得心里发热，“像给发动机上了润滑油”。
1976年，周总理病重住院前，曾托人问候童小鹏的工作。回答只有八个字：“一切顺利，请总理安心。”再无多言。总理离世后，童小鹏站在人群中，只抬手压了压眼角，旋即返回办公室，继续修改一份藏区宗教政策汇报稿。
总结他在这段曲折岁月的轨迹，不难发现两个关键词：服从与担当。服从是原则，担当是底色。无论中办秘室、干校猪圈，还是再度归队的统战岗位，童小鹏都把个人兴衰放到次要位置。在他看来，组织的需要永远排在前面，而个人的荣辱终究会被时间校正。
1973年那个八月的调令，看似波澜不惊，却是多年暗流的分水岭；一句“我相信是总理指示”，更像是一名老革命对组织信任的注脚。岁月流逝，文件归档，机要密码更新换代，但老同志沉着做事的气息，却在一张张泛黄档案纸里长久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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