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18日傍晚,福州温泉宾馆的走廊里灯光昏黄,73岁的老红军钟国楚拎着保温壶,正准备给自己泡杯热茶。推门而出的史志干部凑上前低声说了一句:“钟老,听说杨道明还活着。”

杯盖险些掉在地上。这个名字,对任何经历过闽赣岁月的人来说都如闷雷。他们记得的是1935年5月紫山惨烈突围后“全部阵亡”的捷报,记得烈士名录上刻下的那行字,而非一个活生生的人。

会务组随后递来一份资料,寥寥数行:杨道明,法号磬扬,现任永泰县政协常委、福建省佛协副会长。简介薄得像张便条,却把钟国楚的思绪一下扯回半个世纪前的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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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春,兴国河西圩的誓师大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20岁的杨道明。年轻人嗓音嘹亮,不停高喊口号。毛泽东当场向陈奇涵交代:“这个伢子能吃苦,好好带。”

随后四年,土地革命的浪潮席卷赣南。杨道明从乡苏主席做到江西省苏维埃内务部长,又被任命为闽赣省苏政府主席。速度之快,放在当时的苏区也属罕见。

然而荣耀与血债总是并行。国民党“围剿”中,他的父母兄长先后罹难,妻女流落。家园被焚的那夜,他咬着牙对战友说过一句话:“没了后路,就剩一条路往前打。”

长征开始,红军主力突围,闽赣留守部队不足千人。中央最后一封电报要求就地坚持。紫山一役,内外夹击,饥饿、弹尽、雨夜,人心浮动。司令宋清泉、参谋长徐江汉先行溜下山,带走了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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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杨道明巡视营地,才发现大半人不见踪影,他只来得及收拢三十余名不愿投降的兵。突围路上,枪声、山雾、喊杀交织,三十余人终剩不到十人。

“我们分开走吧。”这是他与警卫钟循任在小白灶山口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江西方面再也收不到他的音讯。陈毅在油山见到敌方“剿共战报”时,只能默认噩耗。

躲避搜捕的途中,杨道明削发为僧,化名“谢长生”,隐进永泰深山的音亭寺。法号“磬扬”,取“钟磬和鸣,志在弘扬”之意。出家仪式在1935年8月2日凌晨举行,剃度完他自己捧着袈裟,手却在发抖。

此后十二年,他日日诵经,也日日打听外界风声。1945年因游击队击毙保安分队长遭牵连,被投入永泰监狱,辗转福州高院,终以证据不足获释。寺门重新打开,他却愈发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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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的礼炮声传来时,磬扬大师心头翻涌。他提笔又放下,思忖良久还是没把信寄往北京。身份已变,组织不在身边,他选择以僧侣身份耕种荒坡、赈济贫苦,一年上交的余粮常在五百公斤以上。

1966年,一封求助信寄回兴国,意外牵出尚在世的二哥杨真明。家乡的证明让“烈士复生”的消息终于浮出水面。省、地、县三级组成调查组,核实了磬扬法师早年革命履历。

1979年春,他获任福建省政协委员。有人劝其还俗重回政府机关,他摆摆手:“身体已归佛门,心仍向人民,这就够了。”

再次回到1986年的会议现场。钟国楚和磬扬在宾馆初见,没有官场客套。“杨道明?你真还在!”将军声音发颤。法师合十致礼,只轻轻一句:“钟政委,老兵未死。”

两天里,茶水换了数次,两位耄耋老人从荷溪水乡谈到戴云深处,从毛泽东布置的“三不能”说到王明“左”倾路线带来的苦果。

磬扬坦言,如果当年坚持游击战的方针不被动摇,数百名干部完全能够保存力量,也许闽赣省委就会留下另一种结局。那是战争岔路口上最沉重的假设。

临别前,钟国楚握住法师的手:“望你多写,多讲,多活。”法师点头,转身拾级而下,灰袍在台阶上划出一道不声不响的弧线。

此后十余年,磬扬主持修复重光、仙佛等十余座古寺,发动乡民修桥筑路,赈济孤老。1999年5月14日,他在音亭寺病逝,终年九十。讣告贴出时,乡民自发抬来花圈,老兵寄来挽联——“闽赣赤子,佛门高僧”,八字写尽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