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北京三○一医院的一间普通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味。82岁的高智靠在病床上，呼吸并不均匀。门被推开，一位身着迷彩服的高大中年人快步走来，他是毛新宇。病房里瞬间安静，只听得见心电监护仪的“嘀嘀”声。高智费力地抓住来人的手，声音极轻却清晰：“我后悔，当年离开主席太早。”
追溯到1944年，16岁的陕北少年高占贞给自己改了个名字，高智。理由很简单——“占贞”听着像“搞战争”，他嫌不吉利，也嫌拗口。那一年，他如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随后考入绥德师范。课堂之外，他负责学生会，又是文工团台柱，经常在油灯下练习诗朗诵，对外宣称最大的爱好是“研究主席著作”。这并非套话，他确实把《论持久战》抄了三遍。
1945年春，延安中央机要科缺人。校长私下劝他毕业再走，可他一句“陕北娃不能错过革命”就提着铺盖卷出发。五天行军，风沙扑面，同行者举着炉盖当盾牌，逢检查哨就高声唱民歌吸引注意。抵达延安那晚，高智抬头看见宝塔山上的灯火，困意一下散了。两周后，他被分到无线电室，每天接收来自19个解放区的密电。第一次摸到毛泽东亲笔电报，他激动到手心冒汗，自己却取笑自己“写得跟鸡爪一样都认得出来”。
1952年，中央办公厅抽调骨干筹备政治局会议，高智榜上有名。会场布置、资料汇总、保密流程，他干得麻利，很快被叶子龙盯上。1953年春节刚过，叶子龙轻描淡写地问他：“愿不愿意到主席身边试试？”高智愣住，嘴里反问一句“我行吗”就再没敢吭声。几天后他背着行李到中南海报到，罗光禄递给他厚厚一沓文件：“先学会挑重点。”下午，毛泽东见他，脱口就是一句陕北土话：“娃娃，来啦。”紧张顿时化开。
在主席身边的九年，白天夜晚对高智早失去意义。凌晨三点整理文件，上午十点陪主席散步，傍晚在游泳池旁汇报电报内容，这是常态。毛泽东动笔快，一卷宣纸几分钟就写满，高智得立刻标注日期、主题再存档。一次他模仿报纸给文件加副标题，毛泽东看了哈哈大笑：“秀才腔少来，越短越好。”从那以后，高智写标题直奔主题，甚至形成了“八字以内”的习惯。
他与毛泽东的距离常常只有一张写字台，却也保持着严格的分寸。一天，他顺手在纸上记下主席的睡眠时段，刚写两行就被发现，毛泽东立刻示意焚毁。高智这才明白：首长生活细节也是机密。那晚，他把灰烬收进信封，塞进炉膛，回身端起茶杯才发现手在抖。
1962年4月19日，毛泽东突然把高智叫到卧室，开门见山：“想不想去基层？”那正是主席提倡“到群众中去”的阶段，高智心里虽舍不得，也知道这是趋势。他说愿意去陕西。谈话持续了七十分钟，结束时毛泽东提议合影，甚至把高智四岁的儿子抱上腿。洗好放大后，主席亲笔写下“再聚有期”四个字。
回陕北后，高智先在省委政研室，后到洛川蹲点调研，一口方言比当年更重。对外，他只说“在北京当过资料员”，从不提“机要秘书”。偶尔同事听说他与毛主席相熟，他总摆手：“老事儿，别再问。”
1965年1月13日，他因开会再进北京。与主席见面不足一刻钟，他便湿了眼眶。毛泽东边听他汇报，边追问乡情：“洛川苹果熟了没？”高智回道：“小米更香。”主席笑得开怀。会后，两人都以为还有下次，没想到成为诀别。
1976年9月，高智在收音机里听到讣告，整夜抱壶喝闷酒：“主席还欠陕北一趟旧情啊。”他三次申请赴京吊唁，均未获批。直到李敏亲自来电，他才搭夜车北上。灵堂里，他失声痛哭，随后把珍藏十余年的一副麻将交还给主席的女儿，“东西归家”。
四十年过去，高智始终把那段岁月压在心底。2016年夏天，他住进医院，病情迅速恶化。毛新宇到病房探视，握住老人枯瘦的手。高智艰难吐出一句：“要是没离开，能再陪主席几年。”话音落下，他闭目休息，不再多说。
2016年9月9日凌晨，监护仪的曲线停止波动。医院记录的时间恰是毛泽东逝世整整四十周年。护士们并不知道，这位普通老人曾在中国革命最关键的十年，紧跟在那位伟人身边，日夜无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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