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深秋，上海的弄堂里总是潮湿。被通缉的陈独秀推开阁楼的窗，冷风夹着霉味扑面而来。楼下传来纺织厂收工的铃声，一群年轻女工急匆匆散去，其中就有当时年仅二十一岁的潘兰珍。谁也未料到，短短数月后，这位背着布袋子的姑娘，会走进中国近代史上争议人物的生活。
倒回到更早。1896年，年仅十七的陈独秀在家乡安徽考中秀才，与高晓岚按照父母之命完婚。表面同室，实则同床异梦。高晓岚敬老持家，却始终跟不上丈夫“君主立宪”“社会改造”的激进思路。矛盾如冷水浇炭，最终仅剩余烬。高晓岚先后生下四子女，1931年前便已病故，陈家长房从此空落落。
家道并未因此停歇波折。1910年，陈独秀与妻妹高君曼在西湖畔草草成婚，轰动北平、合肥两地。高君曼受“五四”思潮影响，与陈独秀讨论《新青年》时常深夜不眠。两个人沉溺文字，忽略柴米。1925年，高君曼带两个孩子回上海独自谋生，六年后身染重疾离世。至此，陈独秀的第二段婚姻也画上句点。
另一面，政治风浪愈演愈烈。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延年、陈乔年先后就义，家书传来，“二弟殉难，吾愿继之”。看似冷硬的八个字，磨碎了父亲的心。为了避捕，陈独秀改名“陈乾生”，在公共租界租下狭小一隅。室内只有一张书桌，一盏煤油灯，一床薄被。日夜写文章，胃疼如针。偶尔咳嗽，连楼下裁缝都听得见。
潘兰珍此时的人生同样坎坷。她十岁进纺织厂，当包身工；十四岁被父亲带进英美烟草公司缝装烟包；十七岁已是家里顶梁柱。美貌让她陷入骚扰，也逼迫她搬家，最终搬进陈独秀隔壁。两人第一次交谈，是在昏暗走廊。陈独秀手扶墙，脸色惨白。她递上半碗温开水，“先生，您要不要坐坐？”这句普通的关切，成了后来情感的火种。
次年元旦深夜，陈独秀突发剧痛晕倒。潘兰珍呼来邻里，把他抬回自己房间。青年郎中细查脉象后叮嘱：“半生操劳，胃损七八。需静养。”陈独秀醒来，见邻家姑娘守在灯下，不禁感慨，“世人避我如寇，姑娘却肯伸手。”潘兰珍只是笑，“都是街坊，哪分你我。”短短十来字，两个人心照不宣。
往后几个月，他们常在狭窄楼梯口碰面。她给他送稀饭，他教她识字。翻到孟浩然《宿业师山房》，“久卧云林不觉暝”，陈独秀讲：“乱世亦可静思，字里行间自有光。”潘兰珍听得入神。对话不多，却愈加贴近。一次夜里，她轻声说：“若您不嫌弃，我愿照料终生。”陈独秀沉默良久，只回一句：“再想想，你还年轻。”这段对话不足二十字，却定下了一生。
1931年3月，二人到法租界公证处登记，时年陈独秀五十一岁，潘兰珍二十二岁。没有盛大宴席，只有几位好友作证。新娘穿湖蓝色旗袍，新郎西装微旧，胸口别一朵白兰花。上海报馆记者听闻消息赶来拍照，底片很快遭警探搜走。婚讯外界议论不休，可在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屋子里，却只剩平淡日子。
婚后，潘兰珍领养弃婴一名，取名潘凤仙。陈独秀常抱着女婴，眉梢难得松动。生活依旧拮据，他们靠译书、抄稿维持。国难家仇未减，但小家总算温热。1932年6月，陈独秀因“托陈案”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十三年。潘兰珍带着继女、提着竹篮，不远千里送饭探监，监门卫兵感慨：“世间少有此义妻。”1937年抗战爆发，陈独秀获特赦，迁居四川江津。落脚白沙镇时，他五十八岁，潘兰珍二十九岁。山城湿热，蚊虫肆虐，她日夜忙里忙外，照料他那副羸弱的身子。
1942年5月，意外还是来了。因高血压复发，陈独秀听信偏方以霉坏蚕豆花泡茶。凌晨腹痛难耐，呕吐不止。当地医生救治有限，病情反复。5月25日，他交代稿费、书信、藏书分配；27日晚九点四十分，心脏停跳，终年六十三岁。床前唯一在侧的是潘兰珍。陈独秀的最后一句话，“自立，莫累人”，她哭得无声。
同年六月，长子陈松年由重庆赶至江津料理后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兰珍待先父以至诚，操持丧葬，一丝不苟；吾辈视之如慈母，实出肺腑，非礼貌辞令也。”这段评价后来被整理进《陈独秀遗文集》，不足三十字，却抵得上千言万语。
战火连年，潘兰珍带凤仙辗转谋生。她不向昔日同仁借款，也未售卖陈独秀手稿。有人好奇缘由，她答：“先生不喜靠人，我亦如此。”话语干脆，与当年走进陈家时一样。
若说陈独秀一生风云，政坛潮起潮落、学界殊荣赫赫，情感却始终坎坷。直到五十岁遇见潘兰珍，才在残酷时代中得一份温情。或许正因如此，陈松年才会笃定地说出那句“我们全家对她很尊重”。岁月更迭，历史评判自有标准，但在江津旧居那盏煤油灯下，恩义与担当早已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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