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月24日凌晨，北京城春寒犹在。中南海灯火通明，一封“特急”电报刚刚送到毛主席案头。电文只有一句要点：“温玉成抵京报到，候示。”半日后，温玉成站在走廊尽头，听见主席低声问道：“你一个人来？单枪匹马？”短短七个字，道出了中央此番调动的紧迫与分量。
回想这位时年五十三岁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军内外给出的评价极为统一：能吃苦、敢硬拼、不惧担子重。从兴国少年一路披挂到北京卫戍区，中间三十九年的刀山火海，让温玉成成为中央眼中“临危受命”的合适人选。
时间往前推。1930年春，他刚满十五岁，靠两条赤脚追上了红军队伍。彼时赣南风雷激荡，读过几本《三国》的少年被安排在独立营当通讯员。枪少子弹少，他就把砍柴的扁担削尖，当成刺刀。两年后，他已是团政治处主任。兴国老乡谈起他，总爱摇头感慨：“这娃子，命硬。”
湘江阻击战让“命硬”二字添了血色。红八军团失散，温玉成带着伤腿在荒山野岭里摸黑，翻不完的小径，啃不完的草根，终于靠乞讨挨到镇原。见到援西司令部的第一句话，他哑得说不出，只把破棉衣展开露出里侧写的“红军”二字。正是这一身顽强，为日后多次生死突围打下底子。
太平洋彼岸的炮声尚未传入苏南，1941年江南已陷入“清乡”。沙洲狭长，日伪据点四百余处。第六师要派谁进去？谭震林只说了一句：“温玉成行。”160人夜渡长江，摸黑扎进芦苇荡。三天后，沙洲敌军主力回援，四面机枪喷火。他判断空地上无险可守，当即命令就地挖浅壕，硬拼四小时再突围。夜色里，横套河水深流急，木桥被毁，战士抱枪下水。枪声、浪声、呼喊声交织，十几名年轻面孔沉入漩涡。等温玉成爬上对岸，身边只剩不到二十人。此役之后，“温疯子”外号传遍苏南，却也奠定了他在新四军中的威望。
1950年10月，鸭绿江北岸气温已至零下，风卷枯草。彭德怀把作战地图摊在木箱上：“第一仗，40军打！”温玉成没多说，只朝助手摆手示意把师长们叫来。五天后，120师先头部队在云山与南朝鲜军对撞，打穿敌纵深六公里。随后温井、白龙洞、龙头洞连续开花，美军第24师被削掉一个连。回师国内，他向毛主席汇报时只挑了一件小事：副班长王学风胸口中弹仍抱机枪怒吼，“一寸也不退”，就这样直到气绝。听完，主席眼圈微红，屋内沉默了几秒钟，烟灰悄然落在地毯上。
抗美援朝回国后，温玉成留在广州军区。十年间，他几乎把驻粤各型山地、海岸线都摸了个遍。谁也没预料到，1968年元旦，中央军委突然发来调令，要他即刻赴京。林彪与叶剑英建议名单时，只报了三个字：“温玉成。”理由同样简短：“熟战场，稳得住。”
于是便有了3月24日凌晨的那场走廊问话。毛主席告诉他，新职务并非简单“副总长”，而是要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统辖京畿门户。温玉成先是一愣，随即端正立正，回答了一句：“听命。”这句“听命”，让主席放下心来，也让随后风云诡谲的两年里，首都防务始终坚如磐石。
上任后，温玉成不到三个月便跑遍各环京阵地，把值勤口令改得更短、枪栓保养规定写得更细。一次深夜查岗，他发现哨兵动作拖沓，随手扔出石子提醒。岗哨立刻警觉。他点头：“这样才像守门人。”此事在卫戍区流传甚广，军心遂定。
岁月无声。1989年10月29日，南京初秋已凉。医院灯光下，温玉成握着老战友陈仁麒的手，轻声说道：“老哥，革命一辈子，我先走了。”74年人生，从兴国穷庄稼汉，到首都卫戍最高指挥，他走得平静。骨灰按照嘱托，送往井冈山烈士陵园，与那些长眠的战友作伴。
中央军委当年为何急调温玉成？答案并不复杂：危急时刻，需要一位久经沙场、胆大心细而又无私无畏的指挥员。历史证明，这个选择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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