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30日傍晚，京城的秋风带着微凉拂过中南海琉璃瓦，怀仁堂外灯火通明。门口那位个子不高、穿着深蓝色粗布上衣的女代表握着一张暗红烫金的请柬，指尖微微发抖——她就是当年井冈山里年纪最小的女红军之一，“阿春”邹亚春。
排队入场时，一位山西代表凑过来小声打趣：“老乡，这队排得够长啊。”邹亚春笑了笑，没有应声，她的心思早飞回二十二年前的山岭。
1916年2月，她出生在湖南炎陵一个贫寒农户。八岁那年，为了换几斗米，被卖到富户当童养媳。挑水、喂猪，只要手脚慢半分，扁担就落在背上。日复一日的苦，直到红军队伍出现在村口。那群身着灰布军装、唱着《三大纪律》的年轻人，把土地分给贫农，替老人挑水，孩子们围在鼓号队旁笑得合不拢嘴。小阿春看得目不转睛，“我要跟他们走”的念头像火苗一样蹿上心头。
很快，她悄悄加入儿童团。白天贴标语、夜里放哨，婆家发现后毒打，她被打得皮开肉绽。弟弟邹安泰把她拖进区苏维埃，亲叔叔一看心疼得直跺脚，下令把那位泼辣婆婆关禁闭三个月。自此，阿春把“红军救命”记进了骨头里。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11岁的小女孩背着半袋红薯翻山随军。翌年春天，毛泽东在茨坪操场上给几名少年上课，讲战争形势、群众路线。课后他俯身问：“小姑娘，你多大？”“十二。”“害怕吗？”“不怕！”毛泽东笑着竖起大拇指，“阿春，你是好样的。”这句话，阿春后来咬牙闯敌营时一遍遍在心里重复。
12岁送密信那次，是她第一次独自走进湘赣边大山。山路滑，她饿了啃野果，渴了接露水。到桂东交信时，脚底全是血泡。红军战士把她抬进休养所，一致给她取了个绰号：“小英雄”。
1929年元月，主力转战赣南，留守井冈的不足千人。敌军三十团合围，山头燃起滚滚浓烟。阿春带十几名女兵守在临时医院，洗血衣、端稀粥、抬担架，一夜没合眼。撤退途中，她踩空摔进山沟，脚骨折仍死死护着药包。伤愈后，她却与部队失联。
1930年突围，她被国民党抓进猪圈，鞭打、电刑轮番上，她硬说自己是“难民”。三个月后，敌人失去兴趣把她扔在荒坡。山民郭光椿救下她，为她敷草药，两人暗生情愫。阿春答应：“等找到组织，就回来嫁你。”可山河广阔，消息成了断线风筝，她只好在湘赣边区继续做地下交通员。几年奔波，终于与郭光椿结为夫妻。新婚夜，丈夫怜惜地摸着她那条走路仍微微跛的右腿，她大大咧咧摆手：“这点伤算什么，能活下来就很好！”
1949年，遂川县解放。邹亚春调到县民政科，白天跑烈士抚恤，晚上帮妇女识字。她从不提旧事，顶多在夜深人静时抚摸那块仍隐隐作痛的旧伤。
1951年9月初，她忽然接到标注“中央人民政府”字样的急件，信封被邮差捧着送来，全村轰动。拆开一看，是毛主席邀请她参加国庆招待会。乡亲们炸开了锅：有人塞土鸡蛋，有人缝新夹袄，还有孩童嚷着“阿春婶替我给毛主席问好”。
到北京那天，天安门城楼上红旗猎猎，礼炮声震耳。国庆彩车缓缓驶过，她在人海中激动得热泪直流。可真正让她心潮翻涌的，是当晚怀仁堂的那一刻——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徐步走来，握住她的手，仔细端详片刻，笑道：“你是井冈山的阿春吧？”一句问候，拉直了二十多年的时空曲线。朱德总司令闻声赶来，也握住她的手：“还是当年的小英雄！”邹亚春鼻子一酸，脱口而出：“报告主席，我没给您丢脸。”毛泽东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阿春，你受苦了。”
随后三个月，中央办公厅安排她参观首钢、部队营房、故宫和颐和园。她第一次坐吉普车，也第一次吃到雪白的方糖，却依旧把家乡带来的番薯干和笋丝塞进随身布包，等到10月7日晚看完《梁山伯与祝英台》演出，才郑重交到毛主席手里。
1951年12月，邹亚春返乡。车站里，父老乡亲排成两行等她下车，握住她的双手，好像握到了中央首长的体温。此后县里学校常常请她讲课，她总爱讲一句：“打仗时我才十一二岁，能做的就是跑腿送信，但信件送到，子弹就少飞一颗。”
晚年，她把那张国庆请柬、怀仁堂茶碗和越剧门票放进旧木匣，不让任何人随意触碰。2009年，93岁的邹亚春在遂川县家中安眠。整理遗物时，人们在匣底发现那只早已掉色的请柬，字迹仍清晰，仿佛刚从怀仁堂灯下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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