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晚，板门店停战协定刚签字，随即传回北京的电报不是祝捷，而是一份简短清单：各军兵种炮弹结余数。毛泽东看完，对身边参谋轻声一句：“数字要心里有底。”
停战并不意味着歇息。三年鏖战，志愿军的子弹与炮弹像雪片一样飞进山川河谷，弹壳堆成一座座小丘。有人粗算，平均每击毁美式一辆坦克要消耗炮弹三十余发，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咬牙硬撑。
消耗巨大，可后勤线却没有被切断。志愿军修出的那条“打不断、炸不烂”的运输通道，白天伪装，夜里点灯行车，铁路桥被炸就用人力抢修，公路被炸就改驮运。美军飞行员抱怨：“白天炸一条路，天黑它又长出来。”正是这股倔劲，把数以万吨计的军需推过鸭绿江。
然而库存依旧告急。停战后，总后勤部汇总出的数据表明：常规火炮口径杂、来源多，补弹麻烦；制式弹药不足，旧式榴弹炮还有不少，但配发的弹药已见底。要打一场现代大炮对轰战，心里没底。
中央军委早就考虑到这一关口。1950年春，军委决定组建国家炮兵领导机关，首位司令员非陈锡联莫属。此人出身四野，历经林海雪原的拉练，对炮兵火力有独到认识。接到任命，他只带二十多名干部进京报到，一进门便说：“先把家底摸清。”
摸底的结果不容乐观。各种旧式山炮、野炮混杂，射程、弹种五花八门。陈锡联给干部们布置任务：一边清点，一边联络苏联订货，同时抓紧培养技术骨干。短训班、进修班、夜校轮番开，大批步兵军官硬是啃下了炮兵学的入门教材。
1951年秋，新式苏制火炮分批运抵满洲里。陈锡联把火炮“优先朝鲜战场、部分留作储备”的方针拍板。与火炮捆绑而来的，还有百万发以上的配套弹药。对前线来说，这才是最踏实的援助。
战场证明火力升级的价值。1952年秋季战役，志愿军炮兵首次实施“炮兵对炮兵”反制射击，十分钟压制美军十余个炮阵地。美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暗中记录：“他们的炮火突然凶猛起来，不像缺弹的样子。”
停战后，炮兵建设没有慢下来。1953—1957年，全国八大军区各新组建了炮兵旅或团，摩托化运输连成规模配属，一条日益现代化的炮兵链条悄然成形。弹药储备也随之扩充，按照“平时三年、战时一年”的储备量进行计划。
话锋转到1958年。那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议程之一是研究东南沿海局势。20日午后，海风吹得窗帘鼓鼓作响，毛泽东放下文件，抬头问陈锡联一句：“抗美援朝打完以后，我们炮弹还剩多少？”此话一出，会场微微一静。
陈锡联心里早有数，他答得干脆：“足够打，大口径有余，小口径也能满足连续作战。”毛泽东这才含笑点头，“那就好。”简单几句，透露的却是即将到来的金门炮战准备已成熟。
炮击金门作战代号“823”，决心早在七月定下。毛泽东明确：不登岛，不恋战，用炮火震慑。作战计划要求福建前线四百余门火炮统一指挥，开战首日炮弹消耗三万发。有人担心库存再度紧张，陈锡联仍旧那句：“够用。”
1958年8月23日下午五时半，各炮群同时开火。金门岛浓烟滚滚，指挥部录得首轮命中国民党防御指挥所、料罗湾码头等目标。国民党与美方顾问一度误判志愿军已调来大批重炮，不敢贸然增援。事实上，这些火炮大多在抗美援朝最后一年才装备部队，火控改良，射击精度提高不少。
炮击持续断续到1959年初。对岸以为解放军意在登陆，毛泽东却下令“逢双日封锁，逢单日放口气”，进退自如。作战背后的底气，仍来自弹药与火炮的双重准备。统计显示，从1950到1958年，我国共引进及自行生产各式炮弹数千万发，其中三分之一留作战略储备，并未在朝鲜战场消耗。
有意思的是，823炮击后，国民党开始大量加固金门地下工事，美军舰艇再没敢靠近十二海里以内。海峡对峙虽未终结，但战略主动权已握在手中。美国智库后来评论：“解放军以极低成本拖住了第七舰队的部分力量。”
时间来到1961年底，前线炮声渐稀，单号射宣教弹成了例行动作。陈锡联调研各军区报告——常规弹药储量依旧满足原定标准。换句话说，北戴河会议上那句“炮弹没有问题”，三年后仍经得起盘点。
回溯整个过程，抗美援朝结束时确实弹药紧缺；但通过制度化的炮兵建设、外援引进与自主生产，到1958年已累积起足以支撑大规模炮战的库存。北戴河那场“随口一问”，表面轻描淡写，却在无声中点出新中国国防工业完成从欠账到基本自足的跨越。
炮火终有停歇，准备却永远在路上。这是陈锡联给炮兵学院新学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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