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初冬的九龙半岛，程思远刚从汇丰银行出来，口袋里还揣着给李宗仁筹措旅费的回执。车站小茶座里，老友曹聚仁抖着报纸喊他过去——“喂，‘林黛之父’，这边坐坐！”一句玩笑，引得旁桌客人侧目。他略一愣神，随即笑着回敬：“被叫这三个字，很值。”
此时的林黛，已凭《貂蝉》《金莲花》拿下四座亚洲影后奖杯，是香港最亮的招牌。影迷只记得她眉目流转，却不熟悉出生于1903年的程思远——昔日李宗仁、白崇禧的秘书，一手捻过半部桂系档案。政坛与银幕，两条截然不同的坐标轴，让父女的名字产生了奇妙错位。
1934年12月26日，广西南宁冬阳正好，程月如落地，取乳名“和尚”。这天李宗仁决定送程思远赴欧深造，叮嘱“回来再领大用”。为了机遇，他含泪别妻女登上驶往马赛的邮轮，手里仅握一张罗马大学录取通知。两年后抗战爆发，他急电归国，博士衔头却被迫塞进抽屉。
1938年，武汉酷暑，江边浮桥滚烫。公务间隙，程思远牵着四岁的月如在黄鹤楼凭栏。女童扎着双髻，盯着滚滚江水问：“浪花真的会唱歌吗？”他没想到，面前这双好奇的大眼睛，日后要在银幕上盛放成风情万种。可和平遥遥，家庭已摇摇——1940年桂林法政街，夫妻签字离异，月如哭到声嘶。程思远蹲下身：“离婚了，你仍是爸爸的女儿。”这句安慰，只换来更大哭声。
重庆大轰炸对一个八岁女孩意味着什么？颠沛、空袭警报和寄人篱下。程思远事忙，将她托给同僚照料，却常被告知“小家伙衣服烫得比大人还平整”。残局中的“自治精神”，后来成了林黛职业生涯的自我管理密码。
抗战胜利后，他们移居南京。16岁的林黛在汇文女中被封“校花”，台词过目不忘，现代舞也跳得俏皮。同窗寄来情书堆满抽屉，她却兴趣寥寥。倒是父亲在舞会上看中石泓，林黛一声“叔叔好”，先把桥搭好，再机灵退出，让两位成年人单独相处。几个月后，南京坊间登出“程思远再婚”消息，媒介暗称“女儿牵线”。
1949年秋，国民党局势崩离，程思远携新夫人至香港；林黛随母也到香江。九龙弥敦道的“沙龙”影室门口，一张黑白写真把她推向电影业。袁仰安一眼相中，签入长城公司。严格意义上，程思远并未插手这场转折，他当时忙于为李宗仁筹款、办美签，只在茶叙中听林黛谈起拍电影，惊诧却没反对。
1953年，《翠翠》横扫票房，林黛从“漓江双鱼”变身“万人迷”。严俊赠送奥斯汀小汽车，高调示爱。父亲远在台北转机途中，翻读报纸影评，才知道女儿已成巨星。有人向他介绍：“这是林黛的爸爸。”他笑应：“对，对，很有荣誉感。”同行心照不宣——在影迷心里，“秘书长”不如“影后”醒目。
1956年5月11日，北京中南海紫光阁，周恩来与程思远长谈三小时，提到李宗仁的“和平主张”，又忽地问：“林黛可愿回内地拍片？人才难得。”这份口头邀请，被程思远牢牢记下。然而政治斡旋层层，信件和口信在太平洋两端往返，始终没能顺利传到女儿耳中。
1961年，林黛与龙云公子龙绳勋结婚。翌年诞子，产后复出却发现长城公司的重点已移向新人凌波。1964年6月，亚洲影后桂冠被凌波摘走，媒体标题写得尖锐——“旧皇后让位”。对极度要强的林黛来说，这简直是一刀。程思远正在瑞士向李宗仁转达“四可”意见，他握着话筒劝女儿：“艺术天地不只戏院，天宽地阔。”那头只回了句“知道了”，语气平平。
1964年12月24日，程思远在苏黎世旅馆接到噩耗：林黛服药身亡，年仅30岁。电话线另一端哽咽如裂帛，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同年春节后回到香港，他到浅水湾公墓整理墓前鲜花，看着刻着“LINDAN”英文字样的碑，他喃喃：“她太在意舞台的灯，没想到灯灭之后还有别的光。”
晚年友聚时，总有人拿那句“林黛之父”开玩笑。程思远并不恼火，他端起茶杯会心一笑：“一个父亲，让女儿的名字走得那么远，自豪感比博士学位更浓。”人生如棋，政坛与影坛两条轴线最终交汇，留下的不是功名座次，而是一张刻着荣誉与疼痛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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