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的苏联，在官方管控的现实背后，隐藏着一块游离于监管之外的地下经济版图 —— 它本质上是未经许可的非法商业活动。这一经济形态的源头可追溯至新经济政策（NEP）时期，即便在斯大林高压肃反年代也未彻底绝迹，而到了经济停滞期，全社会商品的极度短缺为地下生意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其经营模式也随之愈发具有犯罪属性。
苏联的地下商业最早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萌芽，是对战争创伤和国家管控松动的直接回应。斯大林执政阶段，这套商业体系的扩张势头被严苛的镇压机制所遏制。尽管当时民间仍活跃着一批所谓的 “手工业者” 及其作坊，这些群体被视作 “阶级异己分子”，始终处于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但官方最终并未下达彻底取缔的指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百废待兴，各类手工业作坊开始大量涌现，其中还包括专为残疾人设立的生产组织。这些作坊被允许利用大型国营企业的生产废料开展生产。
作为苏联社会的一个显著现象，地下经济真正成型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而其犯罪化特征则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逐渐凸显 —— 这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系列思虑不周的决策，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无力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最终酿成了灾难性的商品短缺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靠关系、走后门、送 “好处费” 逐渐成为获取紧俏商品的常态手段，也为非法私营经济的壮大铺平了道路。
1961 年，苏联将经济犯罪的量刑标准提升至死刑，仅次年，死刑判决就超过 2000 起。此后数年，死刑判决的数量有所下降，但任何涉足地下生意的人都心知肚明，自己正身处何等凶险的境地。
即便如此，地下生意的规模仍在逐年扩张。在贫困与物资全面短缺的双重压力下，民众挖空心思寻找各种门路，想方设法赚取不依赖国家分配的收入。
由于苏联市场上绝大多数商品都处于短缺状态，地下经济的体量十分惊人。据保守估计，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参与地下经济活动的苏联公民已达 2000 万人左右。
进入 70 年代，非法私营经济已发展到能够创办大型地下工厂的规模，为全国地下经济体系奠定了根基。这类地下工厂的组织者被称为“工场主”，其中利润最高的行当之一便是服装制作。
经营地下服装加工厂的，大多是在国营企业拥有人脉的群体 —— 这层关系能为他们打通设备与原材料的获取渠道。部分工场主甚至直接将生产线设在国营工厂内部。超高的利润回报驱使他们铤而走险，不少人借此摇身一变，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地下百万富翁。
地下工厂的雇佣工人，同样有着极强的赚钱动力。以裁缝为例，在地下作坊做工，月收入可达 800 卢布，而在国营企业，工人的月薪往往还不到 100 卢布。
工场主的日子远称不上安稳。尽管手握在苏联标准下堪称巨额的财富，他们却不敢公开挥霍，既不能过奢华的生活，也不敢购置容易引人注目的物品。就连出国旅游或去度假胜地休养，他们也毫无机会 —— 一旦行动，极有可能引来克格勃的调查。“财不露白” 是他们恪守的首要原则。只有那些规模最大的地下企业家，才能通过复杂的利益链条与官员达成勾结，为自己寻得保护伞，从而过上相对自由的生活。
苏联的港口城市里，“倒货”生意由来已久。远洋归来的海员会夹带各种国外稀罕物，私下倒卖给民众牟利。而在苏联各大城市，这类生意真正兴起是在 1957 年 —— 当年莫斯科举办了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苏联年轻人第一次见识到西方时尚商品，随后便通过“倒爷” 买到了这些东西。所谓 “倒爷”，指的就是那些专门从外国人手中收购进口商品，再用卢布转卖给本国公民的商贩。
各行各业的人都能涉足倒爷生意，但从业者主体还是学生和青年工人。他们与普通投机商的区别在于，倒爷只售卖从外国人手里收购的商品 —— 这些商品在年轻人圈子里被称为“洋货”。
从倒爷那里，人们能买到时髦的服装鞋帽、优质化妆品、音乐唱片、进口香烟、口香糖，甚至是印着万宝路这类品牌标志的普通包装袋。
倒爷的生意属于违法行为，警方会定期开展抓捕行动，从业者一旦被抓，就会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监禁；如果被查出持有大额外汇，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苏联公民获得出国机会，大批进口商品涌入市场，倒爷这一职业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工场主与倒爷，不过是庞大地下经济体系中的冰山一角。当时的苏联，倒卖紧俏商品的投机行为同样十分猖獗 —— 这些商品先流入国营商店，随即被人买下，再以极高的溢价转手倒卖。干这行的，既有愿意为了囤货而彻夜排队的普通民众，也有国营商店的工作人员。
投机商倒卖的商品多为生活必需品，包括家具、家用电器、进口服装和鞋类。
像肉类、熏制香肠、水果、天然咖啡这类紧俏食品，在大多数商店里更是只能“走后门” 买到，根本不会摆上公开货架售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地下经济并未消失，反而逐渐合法化，融入了市场经济体系。许多昔日的地下产业走出阴影，那些曾经的投机商、倒爷和工场主，摇身一变成为合法商人，开始以正当途径积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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