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的清晨，延安城外泥土还带着夜露，欧阳山尊快步走向中央机关的一座小土屋，手里攥着一封写好三天、改了五次的信——信里既有敌后舞台的见闻，也有他对文艺走向的几句“逆耳”意见。那年他28岁，刚从晋西北归来，身上的灰色军装还留着硝烟味。送出信的第二天下午，机要处递来一张薄薄的便条，上面七个大字：“你的意见是对的。”署名：毛泽东。字迹遒劲，没有客套。现场的工作人员回忆，欧阳山尊盯着那张纸，沉默了半分钟，才猛地长出一口气。
这封信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延安，但伏笔却要追溯到1938年。那年春天，张国焘出走事件刚传遍山沟。毛泽东站到陕北公学空地上，用半调侃式的语气把“开小差”与“放下旗帜”联系起来，几千名学员笑声起伏。欧阳山尊就在台下，他第一次发现“政治报告”也可以像戏剧一样铺陈、转折、爆点齐备。那天的记忆，日后给了他写信的底气——他相信主席听得进俏皮话，也听得进不同声音。
转年春夏，抗大女生大队成立大会召开。阳光把杨家岭照得通亮，毛泽东谈到母亲、谈到“三从四德”，话锋一转又点到民族解放的首要性。欧阳山尊暗暗比较，发现主席把妇女解放和抗战大局揉在一起，一口气讲清楚缘由和方向。这种“以小见大”的表达方式，决定了他后来在剧本里既写村头鸡鸣，也写华北大地的烽烟——信中建议“多用生活细节勾连宏阔主题”，正源于此。
1940年至1942年，欧阳山尊领着战斗剧社辗转敌后，日夜兼程，最多时一天换三处演出场地。枪声、马嘶、锣鼓点交织在一起，演员刚在舞台上挥完假刀，转身就得抬担架救伤员。他在信里详细描述了这种紧贴前线的“全能”需求：群众要看戏，更要学唱歌、学画标语、学办“救亡室”。他写道：“演员只当排级干部，其实在前线是百工之长。”句子直白，甚至有点倔强。
便条送到之后不到一周，文艺座谈会继续开到晚上，煤油灯下，毛泽东的提纲用蓝红铅笔分了主次。欧阳山尊发言结束，主席转头对周扬说：“到底是前方打过滚的。”一句肯定，算是把那封信公开盖章。会后几位鲁艺学员悄悄议论：“写信也能这么快见效？”这种“马上回声”的氛围，使延安文艺界的空气明显活络起来。
有意思的是，欧阳山尊与毛泽东的交集，并不局限于会场。1945年9月，主席赴重庆谈判前夕，在机场回头打趣：“回不来就当办事处主任。”欧阳山尊在人群里听见，一时哭笑不得。几个月后，中央党校对面窑洞里，两人打乒乓球。欧阳山尊故意把球削得远，想让主席多活动筋骨；毛泽东识破后同样发远球，“让你也捡捡去。”短短一句，拉近了政治领袖与文艺青年的距离，也让那份便条背后的亲切感更加实在。
1946年冬，欧阳山尊奉命飞返延安，给主席带了一盒北平冰糖葫芦。因机舱通风，糖衣尽化，他正尴尬，毛泽东却分给在场警卫：“远道甜食，不可糟蹋。”糖水沾手，大家笑声四起。这种举重若轻的幽默，与他在延安针对文艺作品“典型化”的阐述暗暗相通——既要高于生活，又不能离开柴米油盐。
再往后，建国后各自事务日繁，二人见面寥寥。但欧阳山尊把那张七字便条压在日记本里，搬家也随身带。他晚年说过一句半玩笑的话：“懂得倾听，才演得出好戏；毛主席听了我的意见，我才能写下一辈子的剧。”他说完嘿嘿一笑，像极了当年信写成时的模样。
1950年代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练《龙须沟》，导演组里有人争论“穷街陋巷能否上中央舞台”。欧阳山尊拍拍剧本，道理仍是当年信里的那一条：“观众爱看真实，但要比真实更集中、更理想。”几句老话堵住了杂音。后来《龙须沟》一炮而红，青年演员在后台找他请教，他把那七字便条示意性地展示一下，说：“定心丸，在这儿。”
岁月流转，2007年10月，93岁的欧阳山尊最后一次站上舞台谢幕，台下坐着的多是头发花白的老兵、老工人。掌声持续了整整三分钟——他们当中不少人，1942年就在延安听过战斗剧社的《荒村之夜》。有人私语：“这掌声也是在给那封信鼓掌吧。”并非夸张。没有那次坦率提意见，也许就没有后来一连串关乎文艺与时代走向的转弯。
从延安的黄土高坡到首都的聚光灯，信纸上的七个字分量不减。它提醒后来的舞台人：观点可以锋利，笔锋可以犀利，只要心中装着工农兵的期待，就不必犹豫——哪怕对最高领导人说“不”，也有人会耐心倾听，然后淡淡答一句：“你的意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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