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的一个清晨，薄雾还未散尽，宋庆龄已让司机备车。那天她要去儿童福利会商讨经费，一份厚厚的资料夹放在怀里。多年以后，人们提起她在最后岁月里的坚持，总会想到那一幕：为事务奔波，仿佛永不停歇。
三十一年过去，1981年5月初的北京依旧春寒料峭。维多利亚大学发来电报，同意在中国境内为宋庆龄举行荣誉法学博士授赠仪式。这是该校首次把学位颁授点设在海外，校长霍华德·佩奇在电报里写道：“这是一份敬意，更是一座桥梁。”消息传来，外交部与对外友协认真筹备，而医护人员的眉头却越皱越紧——宋庆龄的心脏病和慢性白血病正在同时发作。
3月下旬，她的病情被报送中南海。邓颖超来到上海寓所探望，随行医生建议谈话不要超过十分钟。邓颖超轻声问候时，下意识称她“副委员长”，宋庆龄举手制止：“叫我庆龄同志吧。”两人对视片刻，这种默契比寒暄更温暖。
4月里，发热和心悸几乎日日缠身。医生劝她减少工作，但她仍批阅儿童基金会的账目。晚间，她习惯让秘书读一段报纸，再在页边写下建议。护士劝阻，她只回答一句：“事情多，总得有人管。”
5月5日，筹委会送来仪式流程。秘书建议用磁带播放答谢词，以免现场体力不支。宋庆龄摇头：“朋友们远道而来，该当面说。”声音已沙哑，却透着决断。
5月8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临时布置成授予现场。红黑相间的博士袍披在她肩头，衣料略显沉重。佩奇校长致辞时说：“在社会公义面前，她永远是行动者。”随行医生暗暗掐秒表，准备随时搀扶。
轮到宋庆龄发言，她抬手示意无需搀扶，缓缓走向话筒。十五分钟的中文致词，间或夹杂几句英语，内容围绕和平、儿童和友谊。她停顿喝水时，厅内鸦雀无声。末了，她说：“这不是对个人的礼遇，而是对中国人民的尊重。”随后向来宾鞠躬，两侧记者的快门此起彼伏。
回到车上，她对保姆钟兴宝轻轻说：“老朋友们都在，真好。”那一刻，她的神情像完成心愿的孩子。可惜喜悦没能持续太久，当晚便出现呼吸急促，血压骤降，被紧急送入医院。
亲友忧心的不只是疾病，还有连年的精神创痛。1967年至1973年，孔祥熙、宋子安、宋子文、宋霭龄先后去世。每一次，她都在夜深时翻看旧信，嘴里念叨兄弟姐妹的小名，然后按熄台灯。她曾向秘书张珏感慨：“我和他们政见不同，但私情未断，可惜通信无门。”语气里夹着力不能逮的无奈。
挚友的相继离别，更让她心头雪上加霜。1972年1月6日，陈毅辞世。计划中的追悼会规模有限，她原已不在名单内。直到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决定亲赴八宝山，随即指示增加宋庆龄席位。她坐在灵堂一角，手捻白花，泪水无声。那之后不久，斯诺、何香凝相继离开；她在日记写下：“人去声犹在，心痛语难言。”
1981年2月5日，老保姆李燕娥病逝。李燕娥16岁进宋府，与宋庆龄相伴53年，曾拒绝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宋庆龄含泪叮嘱：“将来我与父母合葬，她的骨灰要在旁边。”为避免遗漏，她亲手写信给警卫秘书，并在关键句旁重重划线。李燕娥的骨灰抵沪后，墓碑上镌刻“宋庆龄立”，字迹刚劲，却透着疲惫。
李燕娥下葬当天，宋庆龄彻夜未眠。翌晨，她坚持处理儿童基金支出报表。医生警告体力严重透支，她笑答：“我无法辜负托付。”就是这种近乎倔强的责任感，让她走进了5月8日的授赠大厅。
仪式结束后，她再无力出席公共活动。5月12日，她起身题写《韬奋手迹》，笔画略显抖动，却完成了“韬奋”二字；这是她的绝笔。5月14日，她让秘书起草“六一”贺信，语句简短，唯愿孩子们健康快乐。当天夜里高热复发，医院连夜会诊。
5月15日清晨，中央政治局紧急决定，吸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上午，邓小平携批复文件到病房，轻声道：“庆龄同志，欢迎你。”她微微点头，眼神明亮。几个小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5月29日16时20分，心电监护仪的曲线归于平直。医生宣告：宋庆龄，终年88岁。病房外的丁香盛开，花香从窗口飘进来，淡淡的，不张扬。
纵观她的生命轨迹，那场维多利亚大学的授赠仪式像一束聚光灯，汇聚了多个维度的意义：中加民间交往的新里程碑，国际友人对新中国元勋的敬意，以及宋庆龄本人对职责、友情与信念的最后一次公开承诺。病痛缠身未能阻挡她上台致辞，这份倔强，正是她半生风雨中最鲜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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