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几个巨大的木箱子趁着夜色被悄悄运进了中国某航空研究所,里头装的不是什么值钱的金银财宝,而是几台油腻腻的苏制AL-21发动机。
这东西在当时可是稀罕货,是苏联人给苏-22变后掠翼战斗机配的“心脏”。
但这并不是苏联老大哥的回心转意,更不是什么国际援助,这是非洲之角的一个国家——索马里,实在掏不出钱了,硬塞给中国用来抵扣那笔巨额战斗机欠款的“实物”。
当时接货的技术员估计都懵了,谁能想到,这几块用来抵债的“铁疙瘩”,后来竟成了中国航空工业摸透三代机动力的意外“教具”。
而那笔高达一千七百万美元的尾款,就像一颗投入深海的石子,激起了一圈涟漪后,便成了长达十年的跨国烂账。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得回道那个疯狂的七十年代末。
现在的年轻人提起索马里,脑子里蹦出来的全是海盗、AK-47和《黑鹰坠落》。
但那时候的索马里,可是号称“东非小霸王”。
掌权的老大西亚德·巴雷手里握着一把王炸,作为苏联在东非的头号小弟,军队清一色的苏式装备,甚至被称为“黑非洲的普鲁士”。
这哥们儿要是稳扎稳打,日子过的其实挺滋润。
可巴雷偏偏是个赌徒,他脑子一热,为了所谓的“大索马里”梦想,直接发动欧加登战争,想吞了邻居埃塞俄比亚的地盘。
这一把梭哈,直接把苏联人给整不会了。
苏联高层拿着地图一合计,觉得埃塞俄比亚这块地皮无论从战略位置还是人口资源上,都比索马里更有投资价值。
于是,苏联反手就是一记耳光,不仅断了索马里的奶,还派了古巴雇佣军去帮埃塞俄比亚揍索马里。
一夜之间,索马里从苏联的“心头肉”变成了没人要的“弃子”。
前线被打得稀里哗啦,空军的米格战机掉一架少一架,巴雷急得头发都白了。
这会儿找西方国家买武器?
人家还在在那观望呢,谁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
就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候,巴雷盯上了正在努力赚外汇的中国。
那个年代的中国军工,正处于“断奶”后的阵痛期,急需打开国际市场赚点美元。
这时候索马里送上门来,双方简直是一拍即合。
歼-6这款飞机,说白了就是米格-19的中国版,虽然技术不算顶尖,但胜在皮实耐造,价格还公道。
最关键的是,索马里飞行员本来就是飞苏式飞机的,这就好比开惯了桑塔纳的人去开捷达,上手就能开,连说明书都不用看。
一九七九年,索马里国防部长萨马塔尔火急火燎地飞到了北京。
那时候咱中国人做生意实诚,讲究个江湖义气。
合同签得飞快:一共三千三百一十万美元,买二十六架歼-6战斗机。
索马里人东拼西凑,先付了一千六百万定金,剩下的一千七百万,拍着胸脯保证“货到付款”。
为了显示诚意,或者说是实在没钱了,他们把刚到手还没捂热的苏制AL-21发动机拆下来几台,说是给中国兄弟搞“技术交流”,其实就是变相抵债。
那时候咱们也没多想,觉得这买卖做的值,既赚了钱还拿到了技术,爽快就答应了。
等到一九八一年,崭新的歼-6陆陆续续运到了摩加迪沙港口。
索马里人那是真高兴,有了这就等于有了保命的家伙什。
可等中方代表拿着账单去结那剩下一千七百万尾款时,索马里官员立马换了一副嘴脸,上演了一出教科书级别的“赖账教学”。
咱们的催债团,前前后后去了七次。
第一次去,在那栋充满殖民风格却掉墙皮的政府大楼里,咱们的人坐冷板凳坐了一整天,连口热水都没混上,最后对方财政部的官员轻飘飘来一句:“正在筹钱,别急嘛。”
等到后来再去,理由就更花哨了,什么“部长去欧洲考察了”、“正在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贷款”、“战争把银行系统打坏了”,反正就是两个字:没钱。
最气人的是什么呢?
这帮人不是真没钱。
这帮政客就是典型的“宁赠友邦,不予债主”,一边对着中国代表哭穷,一边在欧洲买豪宅、办派对,花钱如流水。
他们心里那个算盘打得精:反正中国讲情义,不会真为了这点钱翻脸,能拖一天是一天,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吗?
时间晃悠到了一九八八年,这笔烂账迎来了一个最荒诞的高潮。
这时候索马里国内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各路军阀都在造反,巴雷的政权眼看就要完犊子。
那些曾经被当宝贝的歼-6,因为没钱买零件也没人会修,大部分都趴在窝里生锈,有的甚至成了鸟窝。
这时候,索马里人居然又厚着脸皮给中国发函,请求中国派专家组过去修飞机。
这操作简直绝了,这就好比一个人欠了你几万块钱好几年不还,突然又找上门说:“哥们,车坏了,你再帮我修修呗,修好了我好开车去打架。”
按理说,这种无理要求直接挂电话都算客气的。
但中国在处理这种事儿上,眼光总是放得很长远。
中方回复说:修可以,先把欠的钱还点。
经过一番令人窒息的讨价还价,索马里政府像挤牙膏一样,抠抠搜搜挤出了三百万美元。
这三百万,是他们为了保命不得不掏的“买路钱”,至于那剩下的一千四百万大头,还是遥遥无期。
就在这一年,中国专家组到了索马里。
那场景,跟末日电影似的:机场周围全是弹坑,昔日威风凛凛的战机锈迹斑斑。
专家们虽然心里明白这政权没救了,但还是尽职尽责地修好了一部分飞机。
为了挽回点损失,中方甚至想出了“以鱼抵债”的招数。
索马里海岸线长,渔业资源那叫一个丰富。
双方商定,中国派渔船去捕鱼,卖了钱抵债。
这本是个止损的好办法,两艘中国渔船顶着风浪确实也捕回了二十多万美元的金枪鱼和龙虾。
但这在那个巨大的债务黑洞面前,连塞牙缝都不够。
更倒霉的是,后来索马里内战全面失控,连海边都成了战场,渔船也被抢了,这最后的还债路子也断了。
一九九一年,随着几声炮响,西亚德·巴雷政权彻底垮台。
索马里从此进入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无政府状态,那个欠钱的中央政府没了,取而代之的是遍地的军阀和废墟。
那一千多万美元的债务,随着那个政权的灭亡,彻底变成了一笔死账,连个要账的人都找不到了。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索马里的赖账行为,其实就是国家信用破产的前兆。
一个在国际上都没信誉的政权,对内治理肯定也是一塌糊涂。
他们以为靠耍小聪明就能在冷战夹缝中生存,结果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
对于中国军工来说,这是一堂昂贵的“实战课”。
这笔学费交得虽然心疼,但也换来了宝贵的经验。
从那以后,中国在国际军贸市场上学精了,不见兔子不撒鹰,预付款制度卡得死死的,还学会了用石油、矿产这些硬通货做担保。
索马里用国家的崩溃赖掉了那一千多万,而中国用这笔坏账买来了一个关于规则与成长的深刻教训。
当然了,那几台换回来的发动机也没白瞎。
在那个技术封锁的年代,它们为中国航空动力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参考,这也算是这笔亏本买卖里唯一的安慰奖吧。
如今咱们的战机在国际航展上大卖特卖的时候,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在遥远的非洲之角,还埋藏着这么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参考资料:
孙光忠,《中国航空工业史》,航空工业出版社,2012年。
丁鑫,《难忘的岁月:中国军贸发展纪实》,兵器工业出版社,2008年。
张维明,《1979-1989年中索关系始末》,外交档案解密,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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