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6日清晨，人民大会堂里灯火通明，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天津代表团正在集中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许德珩抬头，隔着人群望见了比往日更为消瘦的周恩来。十多分钟后，小组讨论改作自由发言，周恩来的声音忽然响起，语气温和却带着久别的亲切：“楚生兄，你从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短短一句，把许德珩带回半个世纪前的欧洲码头。
许德珩1919年底抵达马赛，身上带的钱只够两个月的伙食。为了不辜负蔡元培的资助，他当搬运工、蹲车站推销中文报纸，每周还能挤出一点钱邮回北大图书馆，换来几本社会学新著。就在巴黎拉丁区的阁楼里，他和李富春、周恩来等青年暗自约定：学成回国，奔赴最前线。那年冬天，周恩来给他递来一张写有“联合会”三个字的小纸条，两人对视一笑，双方都知道，这不仅是一家社团的雏形，更是一份承担民族命运的默契。
1924年初夏，许德珩把硕士论文交给里昂大学后立刻买船票回国。脚刚踏进黄埔岛，他就被熊雄拉进课堂，用连黑板都遮不住的湘音讲授政治课。周恩来此时已调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二人只在广州城外短暂相聚。夜色中，珠江微波闪动，周恩来拍着他的肩膀，只留下一句“你教书，我带兵，各尽其责”，随即登车北上。那一次别离，竟是一晃整整十一年。
此后，许德珩辗转北平、九江，工资大半都送进学生助学金和地下交通站，家中常常一分钱也翻不出。1936年冬，他听闻延安物资匮乏，立即跑到东安市场买下十二只怀表、三十多双布鞋和十几根火腿，托同学徐冰带到陕北。毛泽东收到后写来一封亲笔信，赞叹“精神上一致”。直到1945年重庆相见时，毛泽东才恍然笑道：“原来是你们送来的呀！”
抗战正酣的岁月里，许德珩在陪都组织“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暗暗联络知识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他把座谈会更名为“九三座谈会”，其后又依毛泽东建议扩建为九三学社。面对蒋介石的拉拢，他只说一句：“民主不是宴会，是长征。”这句简短回绝在当时的山城茶馆里被学生们反复传抄。
北平和平解放，他被推举进入新政务院，主管水产。第一次向东北海洋局下达增殖放流计划时，他仍穿旧呢大衣，一支铅笔别在袖口。邓稼先成了他的女婿后，偶尔在院里议论国家机密，老人家笑着摆手道：“海里有鱼，天上有云，各守各的秘密。”一句玩笑，却透着对两弹事业的信任。
1965年春末，许德珩终于站在杨家岭窑洞前，抚摸山墙缝隙里凹凸的黄土。煤油灯安静立在桌角，他脱口念了六个字：“灯不灭，事未完。”同行的年轻人记下这句话，当作九三学社的内部刊号题词。
拿到第四届人大代表证时，许德珩已经85岁。那场天津代表团小组会后，他追上周恩来，想再嘱咐一句保重。总理回身，神情依旧温和，只是握手的力道明显轻了。几天后，代表们分头审议宪法修改草案，这一次，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并肩讨论。
1976年1月8日凌晨，许德珩在病房收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泪光里的记忆全都涌回马赛海岸、黄埔操场、重庆红岩。他对身旁的护士轻声说：“总理一生清白，古人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不过如此。”当晚，他在旧笔记本扉页写下八个字——“一诺既出，矢志终身”。
三年后，89岁的许德珩递交第三次入党申请。介绍人邓颖超写道：“其志不改，其心弥坚。”1981年《周恩来选集》出版，他写组诗《意难忘》，用七十余字勾勒对故友的敬意。95岁那年，他仍坚持参加9月3日的大会堂纪念活动，结束后独自走到朱自清铜像前，喃喃一句：“先生在，灯在。”
1990年2月8日，许德珩走完百年人生。留给后人的，不止是九三学社的会徽，也不止是《社会学概论》的课堂笔记，更是一句在人民大会堂回荡的提问——“你法国回来后在哪里工作呀？”短短十七字，串起了两个世纪里知识分子与民族命运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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