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仲夏的一天，福建长汀盘龙岗上蝉声喧嚣。谢觉哉率领的南方老根据地代表团，正沿着弯弯山路寻找一座并不起眼的土坟。前头领路的是七十多岁的张永福，他拄着竹杖，边走边比画：“就是这里，错不了，当年我亲手抬过那口棺材。”
树荫下，坟堆只是两米见方，杂草快要没膝。工作人员刨开表土，破旧棺木露出一角，干裂得像老树皮。木板掀起时，几近腐朽的衣物随风扬灰，只剩胸口处五粒白色纽扣牢牢挂着。张永福定睛一看，喃喃低语：“他当时穿的就是这件黑布衫。”
纽扣被小心放进信封，连夜送往北京。省城电报如箭：“怀疑为瞿秋白遗物，请家属鉴认。”隔日，北京西长安街一处旧平房里，杨之华打开信封，手微微发抖。白色塑料扣，周边磨痕清晰——那是她亲手缝在丈夫睡衣上的。她没多说，只淡淡一句：“这是秋白的。”屋里静得落针可闻。
事情要追溯到1935年2月。此前中央红军已踏上长征，瞿秋白被留在闽西养病。他坚持行动，却因肺结核剧烈咳血，走不动。一支百余人的护送队在上杭山区遭到国民党保安团截击，突围时，何叔衡跳崖牺牲，邓子恢率少数人闯出。瞿秋白被俘，化名林祺祥，对外自称“随军医生”。
起初敌军对他身份迷惑不解。牢房里，他写信托人带往上海，希望鲁迅和杨之华能设法保释。然而4月10日，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夫人徐氏落网，受刑后供出：“两月前在汤屋，瞿秋白就在我们隔壁。”国民党随即调档核对，身份真相大白。
长汀中山公园凉亭里，宋希濂端酒劝降：“先生只要一句话，南京政府可保平安。”瞿秋白笑而不答，自斟自饮。6月18日清晨，他踱步唱着俄语版《国际歌》，抵罗汉岭草坡。行刑队列枪，子弹入胸，他平静说：“此地甚好。”一声枪响，年仅三十六岁。
远在上海的杨之华，直到同年11月才从秘密电台听到“秋白殉难”四字。她没有痛哭，只把丈夫留下的五本空白本子放进箱底——两人在离沪前约定用它们记录给对方的话。十来年间，本子上只写了一行：“我很好，盼你亦安。”
1949年后，中央决定彻查烈士下落。龙岩地委派人翻阅县志、狱档、报纸，终于在《闽省善后日报》找到一条旧闻：“赤共匪首瞿秋白昨枪决罗汉岭。”几名当年看客被访出，他们一致提到“送棺的老张”和“照相的赖老板”。循线找到赖韶九，他从柜底摸出一张发黄放大的照片：瞿秋白黑布衫、白短裤，站在亭前，神情安定。正是这件黑布衫，胸前缀五粒白扣。
勘验时，法医推断尸骨年龄四十岁左右，胸骨左侧可见贯通枪痕。扣子材质为洋行常见赛璐璐，1920年代上海流行一时。细节与瞿秋白牺牲情形对照，大体吻合。最终确认为烈士遗骸。
寻找中，也洗刷了一桩多年误会。曾有人怀疑项英夫人张亮“泄密求生”。调查人员根据档案、报纸和访谈比对，确认泄密的另有其人——徐氏。结论公布后，张亮之冤得雪，周月林亦被平反。几位老人得知真相，沉默良久，只感慨一句：“晚了，但总算明白。”
1952年清明，长汀万人公祭。山风吹动松枝，发出低沉哨声。烈士棺椁覆盖红旗，缓缓抬上卡车，沿梅花山道北去。沿途老百姓自发摆起花篮与竹牌，上书“秋之白华”四字。有人说，那天细雨霏霏，像有人轻声叹息。
1955年6月18日，八宝山革命公墓新辟墓区。周恩来、董必武等数百人肃立。碑座上刻着周恩来的手书：“为真理而死者，永生。”杨之华捧着那五粒纽扣，站在人群最后。午后的阳光落在她发梢，白发与纽扣同样洁白，她轻轻合掌，把纽扣放进衣袋里，再没有取出。
多年以后，朋友问起她最珍贵的纪念。杨之华笑说：“五粒小扣子罢了。它们见证了他的从容，也提醒我，信仰可以比性命硬。”话语平淡，听者却心头发热。
罗汉岭草依旧绿，凉亭尚在。当地孩童玩耍时偶尔唱起老红军传下的山歌：“白云飘，江水流，英雄去，精神留。”火热年代的一颗心，于五粒纽扣之间，被后人牢牢记住。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