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之殇：多哈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我的父亲和卡扎菲》|多哈电影节|曼苏尔|狂野时代|纪录片|缺席之殇

首届多哈电影节于2025年11月成功举办，由柬埔寨著名纪录片导演潘礼徳（Rithy Panh）领衔的国际长片竞赛评审团将最佳纪录长片的荣誉授予了《我的父亲和卡扎菲》。

纪录片《我的父亲和卡扎菲》是导演Jihan K的纪录片首作，它既是一幅政治图景，也是一曲个人挽歌。导演竭力将两条线索熔铸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一条是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Qaddafi）统治下的利比亚政权如何致使导演父亲失踪，另一条则追溯了这场悲剧发生前的动荡局势。

纪录片开篇以导演童年时期的家庭录像切入，画面中还有她的哥哥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这种回顾性的呈现方式，将故事定格在 “残缺记忆” 的框架里瞬间将观众带入影片之中。

导演的父亲曼苏尔·拉希德·基希亚（Mansur Rashid Kikhia）是一位外交官兼律师，观众只能在旧照片中一睹他的风采，而关于他的动态影像，仅限于新闻片、官方镜头以及吉汉出生前拍摄的视频。值得一提的是，父亲与女儿从未在银幕上同框出现，这一细节值得关注，它使得父亲的 “存在” 与 “缺席”，就此化作整部影片追逐的幻影。在全家移居美国后，曼苏尔在埃及的一家酒店里神秘失踪，此前他刚与导演的母亲巴哈（Baha）告别，巴哈在影片中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多年来，巴哈四处搜寻、苦苦哀求，却始终得不到任何回应，这便是影片的故事轮廓。无论是她在舒适沙发上，用阿拉伯语与那些熟识父亲的人促膝长谈的访谈片段，还是她在银幕上呈现的、那满满一匣珍贵的影像记忆，都流露出浓浓的亲密感。

与这段个人回忆录并行展开的，是一段叙事风格更偏向学术的利比亚历史：从殖民统治到民族独立，再到军事政变，一步步追溯卡扎菲掌权的全过程 ——曾几何时，曼苏尔还是卡扎菲的挚友，伴他左右，直至二人分道扬镳，曼苏尔投身反对派阵营。尽管巴哈与多位亲属都参与讲述了这些历史章节，但影片在呈现这部分内容时，更侧重于信息传递，而非情感共鸣。

它采用了类似肯·伯恩斯（Ken Burns）*式的浓缩手法来处理照片，通过缓慢的缩放和导演的画外音解说，本想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效果却适得其反，反而生出一种疏离感。导演的初衷或许并非如此，但最终呈现的却是一条次要叙事线：曼苏尔失踪的前因后果，更像一段用文字铺陈的遥远背景，而非笼罩所有事件的情感底色。

《我的父亲和卡扎菲》最动人的地方，其实藏在那些逸闻轶事与家庭录像之中。年轻的吉汉和哥哥摆弄摄像机的画面，他们时而消失在镜头前，时而又通过简单的技巧重新出现，这些画面揭示了影片核心最深切的渴望：一个家庭渴望填补那巨大的空白。然而，对他们心理状态的探索，以及他们无法释怀的遗憾，却屡屡被影片中那些偏重史实梳理的支线打断。影片对当时政治环境的冗长阐释，其实完全可以整理成类似Wikipedia的条目清单，直接分发给观众，让他们了解20世纪阿拉伯历史的相关知识。

这些部分所包含的信息，对于回顾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具有重要价值，但它们常常偏离了影片更具温情（且恰如其分地充满哀伤）的部分所营造的强烈氛围，即那些与曼苏尔最为亲近的片段。这些外围细节并非通过一个流亡家庭的视角来讲述，而是作为影片情感核心的附录。不过，当两条叙事线偶尔交汇时——比如一些年长的男性亲属与熟人，对曼苏尔的失踪讳莫如深、欲言又止——此时的沉默，远比千言万语更有力量。它以一种比任何旁白都更强烈的方式，将观众引向影片那令人心碎的政治隐喻。

遗憾的是，这些充满严重疑虑的时刻少之又少，当故事终于迎来一个看似结局的时刻，却未能带来更具冲击力的情感宣泄。在这个关于想象中的暴力与痛苦的故事中，不乏令人不安的冲突场景。但即便影片时长不到90分钟，《我父亲与卡扎菲》却几乎没有时间深入探讨那些围绕其幽灵般主角之死的最令人不安的想法和问题。吉汉愿意与世界分享如此私密且痛苦的经历，理应得到赞誉，只是影片的叙事形式，未能始终如一地传递出那份切肤之痛。

*肯・伯恩斯（Ken Burns）：是美国知名纪录片导演，擅长以老照片 + 旁白的方式讲述历史，此译法可体现其独特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