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冬的夜车缓缓驶进广州东站，冷风顺着车窗缝钻进来，灯光把车厢切成明暗两半。姚淑娴站在走廊尽头，双手抚着兜里的产假申请表，心跳比车轮声还急。她明白，这趟行程结束后，自己将暂别十一年的专列生涯，也将与一位始终关怀自己的老首长告别。
列车停稳前，她轻轻敲开了那间熟悉的包间。屋里只开一盏台灯，毛主席正翻着文件，听见动静抬头，示意她进来。姚淑娴深吸一口气，把申请表放到桌角，只说了八个字：“主席，我要休产假。”一句话说完，心里却像卸下一块石头。
毛主席的眉峰先是一挑，随后舒展开来，嘴角露出难得的顽皮笑意。他放下钢笔，手指轻敲桌面，顿了几秒，才慢慢开口：“那是喜事。”短短四字，像春风一样。姚淑娴鼻子一酸，低头掩饰。毛主席示意贴身卫士去拿照相机，回身又对她说：“临行前，合个影吧。”语气平静，却透着关切。
闪光灯定格的瞬间，姚淑娴联想起十一年的列车岁月。时间往回拨到1953年深秋，十八岁的她第一次听说要执行“重要而光荣”的任务，整列车进入封闭预备。那晚，她在水箱旁刷杯子，忽见罗瑞卿部长前来抽查，心头隐隐猜到，这趟专列上恐怕坐着国家最重要的人。
十二月初，专列停在前门站。当看到一包包书稿和旧棉被被抬进车厢时，她一度怀疑自己判断失误——日常到近乎寒酸的行李，似乎与领袖身份不符。直到第二天清晨，她被卫士长李银桥请进包间，第一次与毛主席握手，那双温暖而有力的手，让她瞬间明白，真正的伟大从不需要排场。
之后三个月，专列南下杭州、再折回中原。毛主席夜以继日批阅文件，姚淑娴守在隔壁，随叫随到，常常两夜不阖眼。列车抵达杭州时，毛主席特地来到工作组，笑着对她说：“小姚，辛苦了，去睡一觉。”那一刻，她第一次感到，贴身服务不是单纯的工作，而是一种被信任的荣誉。
从1954年到1958年，专列的轨迹覆盖大半个中国。毛主席同她谈过医疗防疫，也问过青年人的爱情。有一次黄昏，他望着窗外麦浪，忽然问：“你对象怎样？”一句轻描淡写，却让姑娘羞红了脸。毛主席听完她支支吾吾的回答，只留下一句“有志气的年轻人要多为人民学本领”，便哈哈大笑。那声音透过单薄车壁，飘进呼啸的风里。
1956年盛夏，主席临时决定去北戴河。那天正逢周末，姚淑娴原本与恋人约在中山公园。得知情况后，毛主席连声自责，说坏了人家的好事。当夜，他写下六句古体小诗，叮嘱她“带给小吕看”。面对保密规定，姚淑娴犹豫再三，最终还是请示了领导。诗作得以保留，也成了她珍藏至今的纪念。
1959年，铁道部调整专运处人手，姚淑娴被调回天津防疫站。那一次，没有来得及和毛主席告别。专列再度启程时，毛主席环顾车厢，随口问了一句：“小姚呢？”得知调离的消息，他沉默片刻，随后亲笔写信祝她“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信件因层层关卡滞留未发，他又直接找处长，要求把人调回。几周后，她重返列车。见面时，毛主席拍拍她的肩说：“欢迎回家。”两人围坐小桌，吃着红糙米和青菜，气氛亲切得像家常便饭。
1962年的一次北上途中，列车经过天津。毛主席忽然问起当地特产，姚淑娴随口答“大麻花”。主席摇头：“还是狗不理名气大。”随即半开玩笑地宣布：“今天小姚请客，我掏钱。”车到天津，热气腾腾的包子端上桌，他用筷子一指她，又强调一遍“今天她请”。满车人哄笑，气氛暖得像春天。
这些细节，像一颗颗钉子，把记忆牢牢钉在车厢木壁上。如今，申请表已经批好，她即将回到普通岗位，过平实的家庭生活。列车外，广州的霓虹闪动；车内，毛主席已披上呢外套准备下车。闪光灯灭后，他把洗好的照片递给她，笑着叮嘱：“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小家伙。”
1965年春，姚淑娴在天津顺利生产，偶尔翻出那张合影，孩子总好奇问：“妈妈，这位老爷爷是谁？”她只是轻轻抚过照片，没有多言。有些故事，留在铁轨的尽头就好。
1976年9月9日清晨，电台里传来噩耗。姚淑娴立在病房走廊，隔着白纱窗望向远处的京沪线，许久不动。护士轻唤她才回神。她把那张十一年前的合影放进抽屉，转身去忙手头的输液。汽笛声远远传来，仿佛那列曾经的专列，又拉响了出发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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