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28日，北京刚飘下第一场雪。溥仪立在前门火车站的检票口，嗓子里一句“二弟”憋着没喊出口。他等的人是刚被特赦的溥杰。列车进站，兄弟相见，两行热泪。可谁也没料到，这场团聚，不过是另一次人生调动的序曲。
兄弟重逢后三天，植物园里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亮到深夜。灯下，溥仪捧着自己的《植物学笔记》，一页一页翻。旁边的舍友刘保善打趣：“先生，听说明年可能给您换岗位？”溥仪怔住，手指停在那张贴着满天星标本的纸上，没有回答。
时间往前推回到195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宣读特赦名单那一刻，“爱新觉罗·溥仪”五个字落地，礼堂静默后爆发掌声。溥仪却只觉耳鸣，他弄不清自己该喜该悲。半个月后，他坐着绿皮车回到北京，被五妹和四弟拉着手叫“大哥”，那种陌生的亲情让他有些发晕。
民政局给他列了“新生活日程表”，第一条是接受一年劳动锻炼。果树队、清洁班都提过，可他自荐去医院。“我钻过医书。”他当着周恩来开口。周恩来轻轻摇头：“治好了皆大欢喜，出了差错谁担得起？”一句话，把脉络理清。最终，中科院北京植物园成了落脚点。
1960年2月16日，溥仪提着铺盖卷报到。工牌上写着“临时工”。领导宣布：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周日可进城。同志们私下合计怎么称呼这位前皇帝，正式场合喊“溥仪先生”，私底下偶尔逗他一句“老皇上”，他只要听见就绷脸：“我跟你们一样，是公民，可别乱叫。”
他真用功。浇水、松土、扦插、嫁接，样样都学。削插条时常割破手指，却不肯停工。晚上回宿舍，他把创可贴撕开，瞧着血痕自言自语：“怪我笨。”那本厚厚的植物标本册被他翻得卷边。可若论生活琐事，他简直是零分。枕巾丢了满院找，结果被夹在棉裤里；粮票永远算不清，打饭只能把一把票递给师傅：“您看着扣吧。”
工资每月六十元，在当时够一家四口吃喝，可他常常月底揭不开锅。原因简单——点心、糖果、香烟一股脑买回宿舍，吃一半藏一半。被刘保安撞见，他下意识把盒子往枕头下塞，嘴角还沾着糖渣。刘保安摇头：“先生，得记账。”他讪讪笑，却始终学不会。
日子就这么过了一年。1961年初春，周恩来把院长郭沫若悄悄叫到人民大会堂，递过一张纸：“这人恐怕更适合文史。他想留下，可咱得让他动动脑子，别只拿铁锹。”郭沫若哈哈一笑：“行，文史专员，月薪一百，够他折腾。”
调令很快送到植物园。溥仪听完，先是沉默，随后冒出一句：“我不想走。”他把理由写成三页信：这里活计清楚，同志们待我好，我已习惯泥土气。信递上去，领导看了又看。几天后电话响起：“溥仪同志，组织考虑再三，还是希望你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2月下旬，离别成定局。舍友刘保善给他留了一张彩照，背后写着“相处虽短，情谊久长”。溥仪攥着照片，眼圈发红。走出园门那刻，他摸了摸温室门把手，自言：“这回我可学会怎么开门了。”
文史委的工作与植物园完全不同。档案、手稿、口述记录，全是清末民初的旧事。他翻到自己祖辈的奏折时，手指微颤。所里安排溥杰做他的搭档：兄弟口述，弟弟执笔。写作间隙，两人偶尔下一盘象棋。溥仪出招快，嘴里不停点评；溥杰寡言，只点头。溥仪抬头问旁边干部：“你看咱俩像不像？”听到肯定答复，他得意地笑，俨然孩子。
工资涨到一百元，可他仍算不清账。食堂阿姨干脆把他的饭菜钱写在小本上，月底统一结。有人好奇：“先生还是不会用票？”溥仪摊手：“小时候不用这些。”说完自己也笑了。
1961年2月的一天傍晚，周恩来在西花厅设宴请爱新觉罗家族成员，话锋直指溥杰的家庭：“要不要把浩女士接回？”溥仪皱眉，担心特务隐患；兄弟姐妹却觉得应让夫妻团聚。周恩来拍板：“容人之心要有，来了好好帮她适应。”席间几句简短对话，定下了溥杰迎妻归国的大事。
同年5月，嵯峨浩踏上北京站台。守候多年的丈夫红着眼迎上去。那一幕，让旁观的溥仪沉默许久。几个月后，他与护士李淑贤登记结婚。植物园的旧同事寄来盆金边吊兰，贺卡一句话：“愿君一生，花开不断。”溥仪把吊兰摆在书桌角，浇水时满脸慎重。
植物园的好友田裕民常来串门，两人对清代文物聊得热火。田裕民笑说：“早告诉你做文史，你不听。”溥仪摇头：“那时我只想摸泥土，现在手里是纸，但心里还是草木。”一句话，道出他对“公民”身份的珍惜。
从皇帝到劳改犯，再到文史专员，短短三年，溥仪经历的身份跳跃，用他的话说，“像换了三层皮”。可在61年的那个春天，当周总理把调令拍在桌上，他的第一反应却是：不想走。他真正留恋的，并不是六十块或一百块的薪水，而是那段被泥土和乡音包围的平静时光。
调令无法更改，他最终提着行李离开植物园。出门前，他回身看了看那片温室，轻声道：“我走了，花好好活。”同行的武宝印听见，乐了：“放心，您常回来瞧。”溥仪点头，把那本卷角的《植物学笔记》紧紧揣进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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