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主席，这字没法写啊，连张像样的纸都没有！”
1958年10月，安徽芜湖铁山宾馆，几个工作人员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满头大汗地翻箱倒柜。
堂堂国家副主席要题字，诺大一个国宾馆，竟然凑不出一张宣纸，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负责接待的人估计连觉都睡不着。
谁也没想到，最后解决这个天大难题的，竟然是一个几分钱不值的小学生作业本。
那是一个关于“争气”的故事。
事情还得从安徽的大学圈子说起，这事儿在当时闹得挺大，说白了就是“分家”没分匀。
老安徽大学，那可是1928年就在安庆竖起招牌的名校，刘文典当过校长，那底蕴深厚得吓人。后来抗战爆发，学校搬来搬去，最后落脚在芜湖。
本来大家日子过得好好的，结果到了1958年，情况变了。
省会早就不在安庆了，搬到了合肥。省里觉着，省会城市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压阵不行啊，于是就把老安徽大学的建制给拆了，把主力部队拉到合肥去建新校。
这一拆不要紧，连“安徽大学”这个金字招牌也被合肥那边拿走了。毛主席那时候心情好，大笔一挥，亲自给合肥的新校区题写了校名。
这下子，留在芜湖的老校区师生们傻眼了。
家底被分走了大半，连名字都被人抢了，自己只能叫“安徽师范学院”。这名字听着虽然也正规，但跟原来的“国立安徽大学”比起来，总觉得矮了一截。
学校党委书记万立誉，那段时间心里就没有痛快过。他看着校门口那个暂用的牌子，心里那个憋屈，就像是自家祖传的宝贝被人借走不还了一样。
他寻思着，既然“安徽大学”这名字要不回来了，那咱得另起炉灶，起个更响亮的名字。
想来想去，大家把目光锁定在了“皖南”这两个字上。
皖南这地方不简单，那是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红色基因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叫“皖南大学”，既有地域特色，又有革命传统，听着就硬气。
名字是起好了，可这字谁来写？
一般的书法家，分量不够；省里的领导，又怕压不住那个“被抢名”的憋屈气。
就在万立誉愁得每天在办公室转圈的时候，一个惊天的大消息传来了。
02
1958年的秋天，安徽的大地上正是忙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刘少奇主席要来安徽视察了。
这个消息对于万立誉来说，简直就是在一片漆黑的夜里突然打了个闪电。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就是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要是能请动刘少奇主席给新校名题个字，那这“皖南大学”的牌子，瞬间就能立起来，甚至比那边的“安徽大学”还要风光。
但万立誉心里也清楚，这事儿难如登天。
人家国家领导人来视察，那是为了国计民生，看的是钢铁厂的炉火，问的是田地里的收成。你一个学校为了个名字去打扰领导，这要是被挡回来，那脸可就丢到姥姥家了。
万立誉琢磨了一晚上，最后把心一横：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脸面要是豁不出去，学校的牌子就永远亮不起来。
他决定去找一个人。
这人就是当时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在那个年代的安徽，曾希圣说话那是相当有分量的。更重要的是，曾希圣是新四军的老人，跟刘少奇那是实打实的战友情谊。
万立誉跑到曾希圣那里，也不敢直接提要求，而是先从“讲政治”的高度开始汇报。
他汇报说：“曾书记，咱们学校在皖南，那是新四军的老根据地。皖南事变大家都记得，那是一段血泪史。我们想改名‘皖南大学’，不仅仅是为了学校，更是为了纪念那段历史，缅怀先烈。”
这番话，说得那是滴水不漏，直接挠到了曾希圣的痒处。
曾希圣听着听着，眉头舒展开了。他本来就是个念旧情的人，一听是为了纪念新四军，为了纪念皖南那段岁月，心里的天平立马就歪了。
曾希圣拍了板：“这个想法好！刘少奇同志当年在皖南那是主要领导，让他来题这个字，那是名正言顺，再合适不过了。”
有了曾希圣这句话，万立誉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瞬间硬了三寸。
那天下午，曾希圣带着万立誉，直奔刘少奇下榻的芜湖铁山宾馆。
铁山宾馆依山而建，环境那是没得说，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物资供应其实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富余。
到了宾馆，刘少奇刚刚结束了一天的视察，正坐在沙发上休息。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中山装，神态看起来很平和，一点架子都没有。
曾希圣领着万立誉走进去，开口就介绍：“少奇同志，这位是安徽师范学院的万立誉同志，他们学校有个事儿想向您汇报。”
刘少奇放下手里的茶杯，微笑着问：“什么事这么急呀？”
万立誉赶紧把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倒了出来，重点突出了“皖南”这两个字的特殊意义，最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请求：“全校几千名师生，都盼着您能给‘皖南大学’题个校牌。”
03
刘少奇听完，并没有马上答应。
在那个讲究原则的年代，领导人题字那是非常慎重的事情。
刘少奇摆了摆手，语气很谦虚：“改名这事儿，是大事，还得省委定了才行。再说了，我这手是拿笔杆子批文件的，写毛笔字那是业余的，怕写不好，挂在校门口让人笑话。”
这话一出，屋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
万立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刘少奇下一句就是“还是请别人写吧”。
刘少奇确实指了指曾希圣，笑着说：“希圣同志的书法那是出了名的好，让他写不是正好嘛。”
曾希圣哪敢接这个茬，这不仅仅是谦虚，更是对老领导的尊重。
曾希圣赶紧摆手：“主席，这可使不得。这‘皖南’二字，只有您写才压得住阵脚。这是师生们的心愿，也是咱们安徽老百姓的心愿。”
几个人在屋里推辞了一番，外面的天色慢慢黑了下来。
刘少奇看着大家那期盼的眼神，又想起了当年在皖南战斗的岁月，心里的那份情怀也被勾了起来。
他终于松了口：“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就献丑了。不过咱们说好了，写得不好可不能挂。”
这一答应，屋里的气氛瞬间从冰点升到了沸点。
万立誉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只能一个劲儿地点头。
刘少奇看了看时间，说：“那行，我今晚就写，你们明天早上来取。”
万立誉和曾希圣高高兴兴地走了，心想这事儿算是板上钉钉了。
可他们前脚刚走，后脚宾馆里就炸了锅。
刘少奇准备动笔了，工作人员把墨研好了，毛笔也润开了，结果到了铺纸的时候，大家傻眼了。
翻遍了刘少奇的房间，又找遍了宾馆的库房，竟然找不到一张宣纸。
这事儿听起来简直像个笑话。堂堂接待国家领导人的宾馆，怎么可能连张宣纸都没有？
其实这在当时也不稀奇。那个年代物资匮乏，铁山宾馆虽然级别高，但平时也没几个人来题字作画，谁也没想着常备宣纸这种“奢侈品”。
这下可把负责接待的交际处长徐锡林急坏了。
这时候外面的商店早关门了，去哪买纸？总不能让刘少奇主席干等着吧？
那几分钟，徐锡林急得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这要是耽误了领导题字，那可是严重的失职。
突然，徐锡林脑子里灵光一闪。
他想起来，宾馆里有些服务员平时学文化，好像发过一些练字用的本子。
他赶紧让人去找。没一会儿，工作人员拿来了一本东西。
大家定睛一看，全都愣住了。
这是一本给小学生用的大字本。纸张发黄，粗糙得很，上面还印着红色的米字格，几分钱一本的地摊货。
徐锡林拿着这本子，手都在抖。拿这玩意儿给国家副主席题校名？这也太寒酸了吧？这要是在古代，那可是大不敬的罪过。
但眼下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徐锡林只能硬着头皮，把这本小学生作业本送进了刘少奇的房间。
04
刘少奇看着眼前这本简陋的作业本，脸上并没有露出不悦的神色。
他反而笑了笑，拿起本子翻了翻：“这个就挺好嘛，能写字就行，不要讲究那么多排场。”
这一句话，把在场所有人心里的石头都给搬开了。
刘少奇提起笔，饱蘸浓墨。
那是一种极难驾驭的书写环境。这种作业本的纸吸水性很差，墨多了容易洇，墨少了又干涩。要在这种纸上写出大榜书的气势，那得有多深的功力？
刘少奇凝神静气，手腕悬空。
他没有丝毫犹豫，笔锋落下，力透纸背。
“皖南大学”四个字，在他的笔下流淌出来。
他写得很认真，写完一行，觉得不满意，又翻过一页接着写。那专注的神情，仿佛他面对的不是一本小学生作业本，而是一份关乎国家命运的重要文件。
一口气写了四遍。
每一遍写完，他都会停下来审视一番，看看结体是否稳当，看看笔意是否连贯。
最后，他指着其中写得最满意的一组，对工作人员说：“就这几个吧，你们看看行不行。”
第二天一早，当万立誉拿到这些字的时候，眼泪差点没掉下来。
因为是写在作业本上的，字条已经被曾希圣小心翼翼地剪了下来。那纸张虽然粗糙，但上面的字迹却是神采飞扬，气势磅礴。
曾希圣指着其中一张说：“万书记，你看这一幅，这个‘皖’字写得开张，那个‘南’字写得稳重，我看就用这个。”
万立誉捧着这几张薄薄的纸片，觉得有千斤重。
这就是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啊。没有宣纸，没有落款，甚至没有印章，就在几张小学生练字的纸上，留下了这传世的墨宝。
学校很快找来了最好的工匠，把这几个字放大，制成了烫金的校牌。
当“皖南大学”四个大字挂上校门的那一天，整个芜湖都轰动了。
无数人涌到校门口，争着抢着要看一眼这新校名。
大家看着看着，议论声就起来了。
有人指着校牌说：“这字写得真好啊！你看那笔锋，刚劲有力，像刀刻的一样。这风格，怎么看着跟毛主席的字那么像呢？”
另一个人也附和道：“是啊，你看那个‘大’字，那一撇一捺的架势，简直跟毛主席给安徽大学题的字如出一辙。这肯定是毛主席亲笔写的吧？”
一时间，关于这校牌是毛主席题写的传言，在坊间传得沸沸扬扬。
05
老百姓有这种误解，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刘少奇的书法，和毛主席的书法，那还真是一脉相承的“兄弟款”。
这俩人，骨子里都透着一股子“魏碑”的劲儿。
那个年代的革命家，大多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刘少奇从小就练字，尤其喜欢魏碑。
什么是魏碑？那就是刻在石头上的字，讲究的是方正、严谨、雄强。
你看刘少奇题写的这“皖南大学”四个字。
那个“皖”字，起笔的时候藏着锋芒，行笔的时候中锋铺毫，转折的地方棱角分明，就像是战场上的刺刀一样锐利。
那个“南”字，下面那个框写得特别宽博，给人一种包容天下的感觉。
这种风格，跟毛主席那狂草中带着碑意的字，在精神内核上是完全相通的。
毛主席的字是“龙飞凤舞”，刘少奇的字是“绵里藏针”。
乍一看，两人那股子打破常规、气吞山河的气势，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所以，在这块校牌挂出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不知情的学生和市民，都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墨宝。
这块校牌，就这样在风雨中挂了整整14年。
它见证了这所学校最辉煌也最动荡的岁月。
在这14年里，无数的学子从这块校牌下走进校园，又从这块校牌下走向社会。他们以“皖大”人自居，以这块校牌为荣。
那个用小学生作业本写字的故事，也成了学校里口口相传的佳话。
每当有新生入学，老师兄们总会指着校牌，一脸自豪地讲起当年的那个晚上，讲起那个没有宣纸的宾馆，讲起那个和蔼可亲的国家副主席。
那不仅仅是一个校名，那是一个时代的印记，是一代人对教育、对文化的一份尊重和执着。
谁也没想到，这块牌子的命运，最后会那个特殊的年份戛然而止。
06
1972年，那时候的风向已经变了。
刘少奇同志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名字成了那个时代不能提起的禁忌。
学校也接到了上面的通知，要再次更名。
这一次，名字改成了“安徽师范大学”，也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名字。
既然名字改了，那块挂了14年的“皖南大学”校牌，自然也就保不住了。
它被摘了下来，静静地躺在仓库的角落里，就像那个写字的人一样，在那个年代遭到了冷落和遗忘。
后来，郭沫若先生重新题写了“安徽师范大学”的校名，那又是另一种风格了。
但对于很多老一辈的芜湖人，对于那些在1958年到1972年间在学校读过书的人来说，那块“皖南大学”的牌子，才是他们青春里最深刻的记忆。
他们记得那个字体的力度，记得那个名字的响亮，更记得那个关于小学生作业本的传奇故事。
多年以后，当历史的迷雾散去，当人们重新评价那段历史的时候，这幅字的价值才被重新发现。
它不仅仅是一幅书法作品，它是一段历史的证物。
它证明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对于文化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它证明了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领导人和群众之间的距离其实可以那么近。
一张小学生作业本，承载了一个大学的校名，承载了一个国家领导人的情怀，这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上，恐怕也是独一份的孤本。
杨得志这辈子枪林弹雨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但碰到石莉，算是彻底踏实下来了。
婚后那日子，石莉照顾的是真没话说，做饭、解闷、陪着散步，一天不落。
也就短短4年，但对老将军来说，可能是这辈子最安稳的四年。一九九四年10月25日，杨得志走了，83岁，也算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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