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天的那个晚上，南京燕子矶的江风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
就在淮海战役炮声隆隆、国民党政权快要崩盘的前夜，几个特务押着一个高度近视的中年男人到了江边。
这不是什么电影桥段，而是真实发生的一幕。
特务们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点头就是高官厚禄，摇头就是喂鱼。
结果呢？
这个连眼镜都被打碎了的书生，眯着眼往北边听了听，那是解放军进攻的炮声。
他笑了，那意思很明白：那边的炮响，就是我的答案。
没过几分钟，这具瘦弱的身体被绑上大石头，扑通一声，沉进了冰冷的长江。
这人叫刘亚生，359旅政治部副主任。
一个连路都看不太清的“瞎子”，却比当时几亿眼睛雪亮的人，更早看见了中国的黎明。
说起刘亚生，这可是个当时的“熊猫血”人才。
大家得知道，在那个年代，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的含金量，那就相当于现在的两院院士加顶级CEO。
贺龙大笔一挥，就把这个北大高材生划给了359旅。
按理说，这种学历的人，在国统区随便混个大学教授或者当个厅长，那都是分分钟的事，日子过得绝对滋润。
可刘亚生这人有点“轴”。
他在北大读书时穷得叮当响，为了凑学费，把自己熬夜写的《中国历史若干问题》低价卖给书商，那是为了活命；等到1946年跟着部队中原突围时，那就是为了信仰了。
在部队里，战友们都喊他“刘瞎子”。
这倒不是骂人，是因为他近视实在是太深了。
有个事儿在359旅传了好久：夜行军的时候，大家为了不掉队，都是后边的人拍着前边人的肩膀走。
刘亚生有一回迷迷糊糊的，把手拍到了前面一头毛驴的屁股上，还跟人家毛驴聊了一路天，最后被驴尾巴狠狠甩了一脸。
这事儿听着挺乐呵，其实透着那个年代行军的苦。
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双糟糕的眼睛，成了他后来悲剧的导火索。
1946年，因为身体实在太弱，跟不上急行军的节奏，组织上决定让他和妻子何薇化装成难民，潜回延安。
这本就是个九死一生的活儿。
就在他们走到陕南黑山镇的时候，倒霉催的，碰上个叛徒。
那人试探性地喊了一嗓子“刘亚生？”
，这一喊，就把两口子喊进了鬼门关。
刘亚生这一被捕，胡宗南那边可是乐坏了。
那时候国民党在战场上被打得满地找牙，急需搞个“大新闻”来提振士气。
要是能让一个北大毕业的共军高级干部公开反水，那宣传效果比歼灭一个团都强。
于是，一场针对人性的“极限施压”开始了。
起初是砸钱。
金条、银元摆满一桌子，许诺的高官位置列了一张纸。
刘亚生看都没看一眼。
在那个通货膨胀严重、法币连擦屁股都嫌硬的年代，他这定力简直绝了。
胡宗南看软的不行，就使出了下三滥的招数——美人计。
特务找来了当时南京有名的交际花柳眉。
这女人据说手段了得，没几个男人能过这一关。
她喷着香水进了牢房，软硬兼施，甚至直接摊牌说只要刘亚生点头，人和钱都是他的。
在特务的算盘里，男人嘛，无非就是权钱色。
可他们遇到的是个“怪胎”。
刘亚生虽然身体虚弱，但那天爆发出的怒火把柳眉都吓懵了。
他直接让人滚出去。
在这个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硬骨头面前，那些涂脂抹粉的皮囊，真的显得特别廉价和恶心。
如果说美女特务只是让刘亚生觉得反胃，那接下来这一招，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
当牢门再次打开，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妻子何薇。
刘亚生那双本来浑浊的眼睛瞬间亮了一下，那是他在地狱里唯一的牵挂。
可是，这种光亮仅仅维持了几秒钟就熄灭了。
因为他发现，何薇变了。
不是外表变了，是那股气神变了。
何薇已经扛不住酷刑和诱惑，变节了。
她这次来，是当说客的，哭哭啼啼地求丈夫为了生存低个头。
这场景，想想都让人窒息。
一边是曾经一起吃糠咽菜、生死与共的爱人，一边是自己拿命捍卫的理想。
在那个冰冷的审讯室里，何薇的每一句劝降，都像是在刘亚生心口上扎刀子。
这时候，刘亚生做出了一个顶级硬汉的决定。
他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歇斯底里，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个熟悉的陌生人，说了一句绝情的话：你滚出去，你再也不是我的妻子了。
这一刻，不仅是婚姻断了，是两个灵魂彻底分道扬镳。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仅仅是为了喘气，为了那口饭；而有些人活着，是为了让更多人以后能像个人一样活着。
刘亚生心里清楚，这头要是低了，他背叛的不光是党，更是那个当年在北大图书馆里苦读救国书的自己。
软的彻底失败，敌人也就撕破脸了。
老虎凳、辣椒水、电刑，那些现在听着都让人毛骨悚然的玩意儿，轮番在一个高度近视的书生身上演练。
在南京的监狱里，狱友们经常看到他被折磨得只剩半口气被拖回来。
可这人神了，只要稍微缓过点劲儿，他就又变成了那个乐观的“刘瞎子”。
他眯着眼辨认新来的狱友，还跟人家开玩笑说：“千里有缘来相会。”
他在狱里甚至办起了“小课堂”，给大家讲历史，讲形势。
那时候已经是1948年底了，解放军势如破竹，大家都觉着胜利就在眼前。
刘亚生还跟狱友规划未来，说等出去了，还要回学校当教员，给新中国培养人才。
他甚至还编了一套“囚徒健身操”，带着大家在那巴掌大的地方锻炼身体。
可惜啊，历史有时候真的挺残酷。
就在黎明前最黑的那一刻，屠刀落下来了。
1948年底，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这帮人彻底疯了，决定清理狱中的“硬骨头”。
刘亚生被列在了第一批名单里。
牺牲的时候，他才38岁。
正是男人最好的年纪，也是一个学者最黄金的时期。
他没能看到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没能看到他梦寐以求的讲台，甚至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遗照。
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你会发现一个特别讽刺的对比：那些视力正常的特务、叛徒，甚至包括他的前妻，他们看清了眼前的金条、看清了活命的机会，却在历史的大潮里彻底“瞎”了眼，最后被时代冲进了下水道；而那个连路都看不清的“刘瞎子”，却透过层层迷雾，精准地看见了中国的未来。
那两声沉闷的炮响和落水声，不是结束，而是旧时代给自己敲响的丧钟。
在那滚滚长江水中，沉下去的是一具被捆绑的躯体，升起来的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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