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印度裔加拿大投资家贾扬特·班达里站在新德里的领奖台上，接过印度政府颁发的“杰出海外印度裔”奖章。 他带着2亿美元回国投资，满怀信心地要在母国大展拳脚。 他没想到的是，这次投资不仅让他血本无归，还彻底改变了他对祖国的看法。
当他带着这笔钱回到印度投资物流园区时，印度政府承诺给予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 然而，就在项目完工之际，这些承诺全部化为泡影。 税收优惠变成了天价罚单，政府官员排着队上门索贿，合作企业甚至用牛棚作为注册地址进行诈骗。
贾扬特试图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但印度法院给他的回复令人绝望：案件排期到2035年才能审理。 一个商人有多少个25年可以等待？ 这场经历让他总结出著名的“贾氏三定律”，深刻揭示了印度社会的顽疾。
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如同无形的枷锁，禁锢着每个人的思维。 贾扬特称之为“种姓量子纠缠定律”，即种姓观念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连知识分子进行科学研究时都会不自觉地与种姓制度挂钩。
这种等级观念造成了一个扭曲的社会现象：印度人表面顺从权威，内心却崇拜强权。 在他们眼中，认真履行职责被视为软弱可耻，逃避责任反而被看作“真男人”的表现。
贾扬特分享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 他在印度上大学时，目睹一个小男孩遭到清洁工性侵。 他带着受害者向校方和警方报案，却没有一个当权者采取行动。 更可怕的是，校方和同学反而威胁他不要多管闲事。
腐败在印度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贾扬特将其概括为“腐败测不准定律”——即使你认为已经打点了所有环节，总会有第二轮、第三轮甚至第N轮的索贿等着你。
司法系统本应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在印度却成为腐败的重灾区。 行贿在法院可以公开进行，当事人甚至能在法官面前向警察和法官行贿。 不同级别的腐败有明确标价，去法院有法院的价码。
商业领域的“契约相对论”更让投资者胆寒。 在印度签订合同几乎没有约束力，生意伙伴支付的定金很可能就是最终的全款。 想要收回投资？ 简直是天方夜谭。你以为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诈骗对象吗？不，是美国，因为印度人英语好。
这种系统性腐败直接反映在经济发展数据上。 1991年，印度名义GDP为2900亿美元，中国是4150亿美元，两国差距不大。 但到2013年，印度经济规模达到1.8万亿美元时，中国已突破9万亿美元，差距扩大至四倍。
教育指标更能说明问题。 2011年印度的成人识字率才勉强达到中国1990年的水平。 2013年印度成年人平均受教育年数仅仅与1985年时的中国相当。
贾扬特曾经是个狂热的印度民族主义者，如今却成了印度政府最不愿提及的批评者。 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万字长文，直言“印度是粪坑中的地狱”，即使给他10亿美元，他也不再回到那个地方。
他对印度的外交政策也持尖锐批评态度。 印度试图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但缺乏诚信和长远战略。 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印度在国际舞台上被所有盟友抛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印度官方对华采取不合作态度，但2023至2024财年，中印贸易额仍达到1184亿美元。 超过一半的印度人在这一年购买了“中国制造”的产品。
印度总理辛格曾在2004年视察孟买时发下豪语：“孟买在数年时间内将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使人忘记上海，转而只谈孟买。 ”他设定目标要让孟买在2015年超越上海。
现实却给了这个誓言一记响亮的耳光。 2008年，孟买1400多万人口中，有60%的人住在贫民窟。 达拉维贫民窟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居住着100万人，每个人平均居住面积不到3.3平方米，没有正常供水，平均1400多人使用一间厕所。
贾扬特在亲身体验两国差异后，产生了强烈对比。 他看到中国地铁安检人员的专业素养后，感叹道：“当我在中国二线城市看到地铁安检人员的时候，就想代表印度签署投降文件。 ”
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上，更深植于发展理念中。 中国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人类发展，1950年时中印两国人类发展指数几乎相同，但到1973年时中国的HDI已明显高于印度。 这为中国后来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两国的产业发展路径也截然不同。 中国专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早在1980年就建立经济特区，推动制造业增长。 而印度更侧重重工业等劳动力需求较低的资本密集型产业。
到1998年时，中国人均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83美元，印度仅为14美元。 这种差距直接反映在就业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上。
贾扬特的经历在印度并非个案。 印度裔美国经济学家同样指出，印度工业落后中国至少20年，政府效率低下到总理整天在寺庙作秀。 更可怕的是，中印GDP在60年前相差无几，如今中国已是印度的5.3倍。
印度社会存在的系统性问题是如此深重，以至于贾扬特提出了一个极端观点：印度要想发展，必须让中国或美国殖民统治一百年。 这个曾经深爱祖国的爱国者，如今对印度的未来感到彻底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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