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文化专家观同：中医药文化中的福佑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养生|福佑观|福文化

原文标题：[观同说文解福]以医传福——中国中医药文化中的福佑观

福文化专家观同专注于研究、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福文化的学者和实践者，他通过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产业融合等方式为推动福文化的创新发展起到了示范和引领。

福，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最朴素也最深厚的精神追求，渗透于文化传承的方方面面。《说文解字》释“福，佑也”，直白点明福的核心要义在于获得庇佑、远离灾祸；《尚书·洪范》提出“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将健康长寿、平安顺遂纳入福的核心范畴，构建了中国福文化的基础框架。其中，“康宁”与“寿”作为生命健康的直接体现，始终占据核心地位，而这正是中医药文化与福文化最天然的契合点。

《礼记·祭义》有云“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名也”，进一步阐释福是顺遂圆满的综合状态，而健康作为顺遂生活的前提，自然成为福文化的核心诉求之一。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自诞生之日起便与福文化紧密相连，以守护生命健康为己任，成为传递福佑理念、承载福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从远古先民对疾病的抗争到多民族医药的融合发展，中医药的每一步演进，都镌刻着对“福”的追求与践行。本文将循着历史脉络与民族融合的轨迹，探寻中医药与福文化的交融密码，阐释中医药作为福文化载体的独特价值。

一、中医药的形成

中医药的形成过程，本质上是先民为追求“康宁”之福、抵御疾病之祸而进行的长期实践探索。远古时期，先民在采集、狩猎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植物、动物对身体不适具有缓解作用，“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虽带有神话色彩，却真实反映了先民探索医药、守护生命的艰辛历程。这种探索并非源于抽象的理论构建，而是基于对生命的珍视、对健康之福的迫切追求，是福文化“避祸趋福”理念在实践中的直接体现。

夏商周时期，中医药实践逐渐从零散探索走向初步规范。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疾病治疗的记载，《周礼》中明确划分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不同医官职责，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诊疗理念。这一时期的医药实践，将饮食调理与药物治疗相结合，强调“预防为先”，与福文化“防祸于未然”的理念高度契合。《礼记·月令》记载“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提醒人们根据季节变化规避疫病风险，这种“顺应天时”的健康理念，既是中医药的核心原则，也是福文化“顺遂自然”的具体体现。

秦汉时期，中医药理论体系初步成型，《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药从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书中提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的预防思想，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认为保持人体正气充盈是抵御疾病、获得健康之福的关键。这种理念将健康的主动权交予个体，打破了对“天命庇佑”的单纯依赖，使福文化从“被动祈福”转向“主动求福”，为中医药与福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支撑。同一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收录365种药材，明确区分“上药、中药、下药”，其中“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将“轻身益气、不老延年”作为上药的核心功效，直接呼应了福文化中“寿”与“康宁”的核心诉求。

从中医药的形成历程可以看出，其核心宗旨始终是守护生命健康、实现“康宁长寿”的福愿。这种与福文化天然契合的价值追求，使得中医药自诞生之日起便成为福文化的重要实践载体，随着历史的演进，两者不断深度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药福佑文化。

二、历史维度下中医药与福文化的交融演进

中医药与福文化的融合，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丰富深化。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赋予两者融合不同的时代特征，却始终围绕“守护生命之福”这一主题。

（一）远古至先秦：

远古至先秦时期，是中医药与福文化融合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先民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有限，将疾病视为“灾祸”的体现，对健康的追求往往与对神灵的祈福相结合。原始图腾崇拜中，熊、鹿、蛇等动物被视为具有“庇佑之力”的灵物，而这些动物也恰好被纳入早期中医药的药材体系。例如，《山海经》记载“有兽焉，其状如熊，名曰白熊，食之不老”，将白熊肉的“不老”功效与图腾的“庇佑”属性相结合，既体现了先民对长寿之福的追求，也构建了中医药与祈福文化的早期关联。

这一时期的医药实践，往往与祭祀祈福仪式相伴相生。先民在使用草药治疗疾病前，会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祈求神灵庇佑药效显现、早日康复。这种“医药+祈福”的模式，虽带有原始宗教色彩，却将“主动治疗”与“精神祈福”相结合，强化了人们对“健康之福”的信念。正如《礼记·祭法》所言“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余不变也”，祭祀祈福作为先民的核心精神活动，与医药实践的结合，使中医药从诞生之初便承载了福文化的精神内涵。

笔者认为，这一阶段的融合虽显粗糙，却奠定了中医药与福文化融合的核心基调——以守护生命为纽带，将物质治疗与精神祈福相结合，为后续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精神内核。

（二）秦汉至魏晋：

秦汉至魏晋时期，中医药理论体系的成型推动了与福文化的深度融合，福佑理念从“原始祈福”转向“理性守护”。《黄帝内经》提出“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整体观念，认为人体健康与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强调通过调节饮食、作息、情志等方式养护正气，实现“康宁”之福。这种理念将健康之福的实现路径从“依赖神灵”转向“顺应自然、养护自身”，使福文化与中医药的融合更具理性色彩。

这一时期的医学家，将“救死扶伤”视为践行福文化的核心方式。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明确将医学实践与“保身长全”的福愿相结合，强调医者的职责在于为他人带来健康之福。他提出的“辨证论治”原则，精准针对不同病症制定治疗方案，极大提升了疾病治愈率，为人们实现“康宁”之福提供了切实保障。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追求“长生久视”成为社会风尚，中医药与福文化的融合进一步深化。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了大量养生方剂与养生方法，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的理念，将养生与“长生之福”直接关联。书中记载的“枸杞酒”“茯苓膏”等方剂，不仅具有调理身体的功效，更被赋予“延年益寿”的福佑内涵，成为人们追求“寿福”的重要载体。这一时期的中医药实践，不仅关注疾病治疗，更注重养生保健，将福文化中“防祸于未然”的理念落到实处，使中医药成为实现“康宁长寿”的重要途径。

（三）隋唐至宋元：

隋唐至宋元时期，社会经济繁荣，中医药得到广泛普及，与福文化的融合从“个体养生”拓展为“普惠万民”。唐代国力强盛，政府重视医药事业发展，设立“尚药局”“药藏局”等官方医药机构，编撰《新修本草》等医药典籍，推动医药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这种“官方主导”的医药发展模式，将中医药的福佑理念从个体层面延伸至群体层面，体现了福文化“普惠众生”的精神内涵。

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序》中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将医者的使命与“济人利物”的福文化理念相结合。他编撰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收录大量实用方剂与诊疗方法，涵盖内、外、妇、儿等多个科室，力求让更多人获得医药救助，实现健康之福。书中记载的“麻黄汤”“桂枝汤”等经典方剂，历经千年传承，至今仍在守护人们的健康，成为中医药传递福泽的重要载体。

宋元时期，中医药分科更细，诊疗技术进一步提升，“惠民药局”等官方机构的设立，为平民百姓提供免费或低价的医药服务，使中医药的福泽惠及更多群体。这一时期的医学家，注重总结民间医药经验，将百姓在实践中发现的有效草药纳入医药体系，进一步丰富了中医药的内容。例如，《本草纲目》的前身《证类本草》，收录药材1746种，其中大量药材来自民间实践，这些药材的应用，为平民百姓缓解病痛、追求健康之福提供了保障。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融合，使中医药从“精英养生”走向“全民普惠”，真正践行了福文化“福泽万民”的核心诉求，推动中医药福佑文化走向成熟。

（四）明清至今：

明清至今，中医药在应对疫病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了守护民生之福的价值，与福文化的融合更加紧密。明清时期，疫病频发，给百姓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中医药学家积极探索疫病诊疗规律，形成了“温病学说”，为疫病防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提出“温病者，有风温、有温热、有温疫、有温毒、有暑温、有湿温、有秋燥、有冬温、有温疟”，明确区分不同类型温病的诊疗方法，有效降低了疫病死亡率，守护了百姓的“康宁之福”。

这一时期，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中的应用，不仅体现了“救死扶伤”的福佑理念，更形成了“群防群治”的福文化实践模式。政府与民间医疗机构合作，免费发放预防疫病的方剂，开展卫生宣教，引导百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种“全民参与”的疫病防治模式，将个体健康与群体福祉紧密结合，彰显了福文化“共生共福”的精神内涵。

近现代以来，中医药在守护民生健康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中医药始终参与其中，为保障百姓健康贡献力量。这种持续的守护，使中医药成为百姓心中“健康之福”的重要象征，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福文化载体的地位。

三、多民族医药融合中的福文化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医药体系。这些民族医药虽在诊疗方法、药材选择上存在差异，却都蕴含着对“健康之福”的追求，与福文化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在融合发展中形成了福文化的共通内涵。

藏族医药是民族医药的重要代表，其核心理论“三因学说”认为，人体健康取决于“隆、赤巴、培根”三种因素的平衡，失衡则会导致疾病。藏族医药强调“顺应自然、调和三因”，通过饮食调理、药物治疗、外治疗法等方式恢复身体平衡，实现健康之福。藏族文化中，“吉祥安康”是核心的福愿，藏族医药的实践过程，正是对这一福愿的践行。例如，藏族经典《四部医典》记载的“珍珠七十味”等方剂，不仅具有调理身体的功效，更被赋予“驱邪避灾、吉祥安康”的福佑内涵，成为藏族百姓追求福泽的重要载体。

蒙古族医药注重“天人合一”，强调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统一，将“饮食、起居、情志”视为养护健康的核心要素。蒙古族文化中，“长生天庇佑”是重要的福文化理念，蒙古族医药的实践的将“长生天庇佑”与“主动养护”相结合，通过奶茶、手扒肉等特色饮食调理身体，使用蒙药治疗疾病，实现“健康长寿”的福愿。蒙古族医药中的“放血疗法”“艾灸疗法”等，不仅是诊疗手段，更带有“驱邪纳福”的文化寓意，体现了与福文化的深度融合。

彝族医药源于彝族先民的生存实践，强调“草药治病、预防为先”，将“无病无灾”视为最大的福分。彝族先民在长期的采集实践中，发现了大量具有药用价值的草药，形成了独特的草药体系。彝族文化中，祭祀祖先、祈求庇佑是重要的文化活动，在使用草药治疗疾病时，往往会伴随简单的祈福仪式，将草药的治疗功效与祖先的庇佑相结合，体现了对健康之福的迫切追求。

各民族医药在融合发展过程中，不仅交流诊疗技术与药材知识，更共享着对“健康之福”的追求。这种共通的福文化内涵，成为各民族医药融合的精神纽带，也丰富了中医药福佑文化的内容。笔者认为，多民族医药融合中的福文化共通性，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也使中医药福佑文化更具包容性与生命力。

四、中医药作为福文化载体的价值与意义

中医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诊疗理念与实践方式，成为福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中医药承载并传递着福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医药的诊疗理念、养生方法、药材应用等，都蕴含着对“寿、康宁、顺遂”的追求，与福文化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通过中医药的实践，福文化从抽象的精神理念转化为具体的生活方式，如“顺应天时”的作息习惯、“饮食有节”的饮食原则、“情志平和”的心态调节等，使福文化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得以传承与延续。《黄帝内经》《千金要方》等中医药经典，不仅是医药知识的载体，更是福文化内涵的重要记录，为福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从民族凝聚的角度看，中医药福佑文化观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各民族医药虽各具特色，却都以守护健康之福为核心宗旨，这种共通的价值追求，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在应对疫病、保障民生健康的过程中，中医药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百姓心中“健康之福”的象征，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凝聚力。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看，中医药作为福文化载体之一，为当代人追求幸福生活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亚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康宁”之福的需求愈发迫切。中医药的养生理念与方法，如针灸、推拿、中药调理、冥想养生等，为缓解亚健康、守护身体健康提供了有效途径。同时，中医药传递的“预防为先”“顺应自然”“身心和谐”的理念，引导人们树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有助于实现个体的“康宁之福”，也有助于构建健康和谐的社会氛围。

中国中医药文化中的福佑观，是中医药与福文化深度融合的产物，彰显了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珍视与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正如《尚书·泰誓》所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福文化的核心在于百姓的幸福安康，而中医药正是守护这份幸福安康的重要力量之一，其承载的福佑理念，也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说明：本文旨在以中国中医药发展为载体，阐释福文化的与其相融的价值与内涵，核心是挖掘两者融合中的文化意蕴与精神内核，从而传播福文化的正面理念。文中对中医药的探讨仅立足于福文化传承视角，不涉及对其中医药有效性、科学性的评判，亦不构成对中医药的认同或否定性表述。

福文化专家观同简介：

观同，专注于传统福文化研究、传承与弘扬，现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中央文化艺术研究院理事、北京皇家福文化博物馆馆长、一级美术师，爱新觉罗皇家写福文化第十一代传承人，福文化IP概念定义者、民盟中央福文化理论课题组长、传统文化学者、福文化学术专家、书画家、书画收藏鉴赏家。受聘担任多地政府、名胜景区和机构的福文化顾问；是中国福文化研究与传承领域的领军者，实践者。

观同构建了“写福、送福、说福、解福”为载体的福文化传播体系，通过学术研究、书法创作、公益活动、展览展示、主题讲座、IP联名、产业融合、文创研发等多种形式传播福文化。

1、观同以“说文解福”为主题，先后撰写发表了包括《浅论中国梦是中华福文化的时代阐释》、《发现幸福人生密码》、《浅析中华福文化的内涵与时代价值》、《福文化——跨越千年的民族共同追求》、《浅谈福文化赋能新时代城市文旅发展》、《中国建筑中的福文化》、《中国民俗中的福文化》等数十篇著作和文章，对中华福文化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全方位、体系化梳理和解读，为福文化的学术研究、当代传播以及创新应用提供了的理论参考。

2、观同以字为媒，写福传福，他创作书写的福字被刻在了八达岭长城、五岳名山（泰山、衡山、恒山、嵩山、华山）五台山、九华山、黄山、峨眉山以及雄安新区、终南山、崂山、北京康熙行宫等近百处世界级旅游文化景区，成为标志性的文化景观和传播福文化的载体、艺术丰碑，同时铸就了观同书法作品富有吉祥和灵气的文化内涵与传世收藏价值。他创作的《佛陀赐福》作为国礼镌刻成石碑代表中国赠送给尼泊尔蓝毗尼佛教大学永久驻立，为中尼两国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也是中国“福”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礼之福”走出海外，被尼泊尔驻华使馆文化中心聘为“中尼文化大使”。

3、作为首个提出并进行“福文化IP”概念定义的专家学者，观同以“文以致用”核心理念，创作构建了包括《天下第一等福气》、《南山之寿》、《关公赐福》、《五岳赐福》、《天下第一财》、《天下第一福运》《平安五福IP》系列等数十个独具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福文化IP，通过IP联名、文创开发进行产业创新实践；为福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文创衍生和IP构建起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参考。

故宫博物院专家单国强评价其为“独树一帜、古今未见其二的写福大家”，他也被誉为“写福送福第一人”。观同以学术研究为根基、艺术创作为载体、产业融合为路径，推动福文化创新发展，成为理论与实践并行的福文化引领者，为传统福文化的传承弘扬起到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