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夏天，热浪裹着蝉鸣漫过小城的街巷。我推着父亲留下的破旧三轮车，在城东夜市支起了馄饨摊。车轱辘转动时“叮叮当当”的声响，成了那个夏天最频繁的背景音。那年我十九岁，高考落榜，母亲久病缠身，还有个上初中的妹妹要养。父亲病逝前把车钥匙塞进我手里，说：“浩子，馊主意不如馄饨摊实在，这手艺传你了，饿不着。”摆摊，成了我唯一的出路。
我的馄饨摊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三轮车架改造的灶台上，架着一口永远热气腾腾的大锅，旁边摆着几张折叠桌和塑料凳。每天傍晚五点出摊，凌晨一点收工，日复一日。猪肉芹菜馅的馄饨，皮薄馅足，汤头是用猪骨慢熬的，出锅时撒上一把虾皮、紫菜和葱花，五毛钱一碗，靠着实在的味道，生意还算过得去。
七月初的一个夜晚，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我低头飞快地包着馄饨，额头的汗珠滴在雪白的馄饨皮上，晕开小小的湿痕。“老板，来碗馄饨。”清亮的女声在摊前响起，带着些许犹豫。我抬起头，瞬间愣住了——站在眼前的女孩，穿着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两条麻花辫垂在肩头，眼睛亮得像夏夜的星星。
是李秀茹，我们高三时的校花。高考后听说她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学校，没想到会在我的馄饨摊前遇见。“李秀茹？”我脱口而出，手忙脚乱地擦了擦手上的面粉，围裙上的油渍格外显眼，尴尬得不知该往哪儿放。她怔了怔，仔细打量我一番，忽然笑了，两个浅浅的酒窝在脸上绽开：“刘浩？是你啊！我说怎么看着眼熟。”
她比高中时更明艳了，笑容却依旧干净。“坐吧，馄饨马上好。”我简短地应着，低头加快了包馄饨的速度。那天晚上，她安安静静地吃了一碗馄饨，付钱时却翻遍了全身的口袋，脸颊渐渐涨得通红。“对不起，我钱包好像忘带了……”她声音细弱，带着歉意。“没事，算我请你的。”我挥挥手，没当回事。可她却坚持：“那怎么行，我明天一定还你。”
第二天晚上，她果然准时来了，递上五毛钱，又要了一碗馄饨。吃完后，她再次翻找口袋，表情比昨天更窘迫：“刘浩，我……我能再赊账吗？”她低下头，声音轻得像蚊子叫。“当然可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那天起，她几乎每晚都来，每次都赊账。我总会悄悄多给她加几个馄饨，她总是摆摆手说够了，却总能把碗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不剩一滴。
夜市里的熟客开始打趣我：“浩子，那漂亮姑娘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天天来吃馄饨。”我只是笑着摇头，继续低头包馄饨，心里却泛起了涟漪。高中时，我和她不同班，她是文科班的尖子生，我是理科班的中游生。她是众星捧月的校花，我是角落里的普通男生，唯一的交集是一次在图书馆，她问我借橡皮擦，我紧张得把整块橡皮都塞给了她。如今，她成了我灰暗生活里唯一的一抹亮色。
七月中旬的一个雨夜，客人寥寥无几。她吃完馄饨后没有立即离开，坐在摊边的雨棚下，看着淅淅沥沥的雨丝发呆。“今天雨大，等会儿再走吧。”我递过一把塑料凳。她点点头，沉默了许久才开口：“刘浩，你为什么不去复读？你数学那么好，再考一年肯定能上大学的。”
我搅拌着锅里的汤，苦笑着摇头：“家里情况不允许。我妈身体不好，妹妹要上学，我得挣钱。”她沉默了片刻，轻声说：“其实，我知道你家里的事。班主任说过，你父亲去世后，你本来能上重点班的，是因为要照顾家里，成绩才下滑的。”我惊讶地看着她，她却避开我的目光，继续说：“我考上师范，是因为学费全免还有补贴。我爸工伤瘫痪，我妈在纺织厂挣不了多少钱，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我家的情况，可能比你还糟。”
我瞬间明白了她天天赊账的原因。“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差不多。”她笑了笑，笑容里满是苦涩。那一夜，我们聊了很多。她告诉我，她白天做家教，晚上帮人抄写文件，每天忙得连轴转。“那你为什么还天天来吃馄饨？”我问。她脸红了，支吾道：“因为……因为好吃啊，而且这里离我家近。”我知道她在撒谎，却没有戳破，有些心意，心照不宣就好。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记账本上“李秀茹”的名字后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正字。她偶尔会还一部分钱，却很快又会欠更多。八月初，夜市管理处要收管理费，我手头拮据，正愁眉不展时，她来了。“听说要收管理费了？”她直接问。我点点头，往锅里下着馄饨。她默默吃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零钱。
“这里是二十块，我最近做家教挣的，先还你一部分。”她把钱递过来。看着那些毛票和硬币，我心里五味杂陈——这二十块钱，对她来说不知要熬多少个夜晚。“不急，你先留着用。”我把钱推回去。她却固执地塞进我的围裙口袋：“我不能一直欠着。”我忍不住握住她的手，又立刻松开，她的手很凉，手指纤细。“刘浩，你人太好了。”她低下头，声音轻轻的。
那天收摊后，我辗转难眠。凌晨三点，我找出高中毕业照，照片上的李秀茹站在第二排中间，笑容灿烂；而我在最后一排的角落，表情僵硬。两个世界的人，竟因为一碗碗馄饨有了交集。八月十五日是我的生日，我没告诉任何人。母亲给我煮了长寿面，妹妹用零花钱买了块小蛋糕。晚上出摊时，李秀茹比平时来得晚，手里提着个小袋子。“生日快乐。”她笑着说。
我愣住了：“你怎么知道？”“你妹妹告诉我的，前天去你家附近做家教碰见她了。”她递过一个简单的盒子，“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别嫌弃。”我打开一看，是一条灰色的手织围巾。八月的天气送围巾，看似不合时宜，我却懂她的心意——这围巾里，藏着她无数个夜晚的心血。“谢谢，我很喜欢。”我喉咙发紧。那天她帮我收拾碗筷、擦桌子，客人们暧昧的目光让我既尴尬又窃喜。临走时，她轻声说：“刘浩，九月我就要去省城上学了。”
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是啊，她是要去大城市的人，迟早会离开这个小城。“那很好啊，省城机会多。”我故作轻松。“我会想你的馄饨的。”她小声说。“随时欢迎回来，永远免费。”我脱口而出。她抬头看我，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可是你说的。”
八月的最后一周，她几乎每晚都来。我们聊校园生活，聊未来打算。她说想当老师，帮家境困难的孩子；我说想把馄饨摊做大，开个小店。“到时候我来吃，给我打五折。”我开玩笑。“不是说好免费吗？”她狡黠地笑。“对，免费，一辈子都免费。”我认真地说，她的脸瞬间红了。
八月三十日，是她告别的最后一晚。她依旧穿着那条碎花裙子，领口已经有些磨损。“明天早上的火车。”她声音带着哽咽。我给她下了一碗馄饨，比平时多一倍，还悄悄在碗底藏了个荷包蛋。她吃得很慢，仿佛要把每一口都刻在记忆里。“我一共欠你多少钱？”“四十八碗，二十四块。”她数出二十四块钱放在桌上：“账还清了。”
我没有收钱，而是把记账本推到她面前：“你看，这里除了正字，还有别的。”她疑惑地翻看，发现每一页空白处都有我的涂鸦：小花、笑脸、短句。最后一页，画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旁边写着：“李秀茹的专属座位，永远保留。”“刘浩……”她眼眶红了。“钱你拿回去，账还没清。”我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你欠我的是时间——四十八个晚上的陪伴、倾听。这些，用钱还不了。”
夜市的嘈杂仿佛瞬间远去。“那我怎么还？”她声音发颤。“用更多的时间，一辈子，够不够？”我直视她的眼睛。她呆呆地看着我，眼泪滑落却笑着说：“你这是在耍赖。”“对，我就是耍赖。”“那……同意还款计划：用一辈子慢慢还。”她拿起笔，在最后一页画了个小爱心，红着脸说：“想免费吃一辈子馄饨，这个理由够不够？”“够，太够了。”我笑了，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第二天，我去火车站送她。人潮拥挤中，她在检票口回头挥手：“我会写信的！”“我等你！”我目送她的身影消失在人群里。之后，我们每周一封信，从未间断。她写大学生活的新奇，我写夜市的趣事。1992年冬天，我攒钱去省城看她，给她带了条红围巾，她围上时，眼睛亮得像星星。
寒假她回来，成了馄饨摊的“老板娘”，招呼客人、收钱找零，熟练又自然。熟客们打趣要吃喜糖，我们相视而笑。1993年春节后，我用攒下的钱盘了个十平米的小店，取名“秀茹馄饨馆”，她又哭又笑：“太土了。”“但真实，没有你就没有这家店。”
1995年夏天，她大学毕业回小城当老师，我们结婚了。婚礼简单温馨，夜市的老顾客都来了，说我们是“一碗馄饨定终身”。婚后，馄饨馆生意越来越好，开了分店；她成了优秀教师，后来还当了校长。1998年，女儿刘思茹出生，我们教她包馄饨，哪怕她包得奇形怪状。2002年，我们买了房，搬家时翻出那本泛黄的记账本，字迹依旧清晰。
如今三十年过去，馄饨馆已成全省连锁品牌，她也退休了，女儿帮着打理生意。偶尔，我们会回到最初的小店，亲自给老顾客包馄饨。他们还会打趣：“李校长，当年是不是早就看上浩子了？”她总笑着说：“我是看上他的馄饨了，想免费吃一辈子。”而我会补充：“结果把自己一辈子也搭进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始于1992年夏夜的一碗五毛钱馄饨，延续至今，温暖如初。原来爱情从不需要惊天动地的誓言，只需每晚为你留一碗热汤，无论风雨贫富，相守一辈子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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