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五年的春天，黄州的沙湖道上，雨来得猝不及防。
没有雨具，同行之人皆狼狈不堪，唯有一个穿着粗布长衫的中年人，脚步从容，眉眼舒展。雨打湿了他的发梢，风掀起了他的衣角，他却忽然放声大笑，朗声吟出那句流传千古的词：“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个人，便是苏轼，后人称他为东坡居士。
他的一生，本该是坦途。二十一岁便高中进士，名动京师，连宋仁宗都惊叹：“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彼时的苏轼，鲜衣怒马，少年意气，笔下的文字如星子般璀璨，朝堂之上，满是他的凌云之志。他想辅君安国，想为民请命，想在这大宋的江山里，写下属于自己的治世华章。
可命运的风浪，来得比他想象的更早。乌台诗案，一场无妄之灾，将他从云端拽入谷底。昔日的同僚反目，亲友避之不及，他被投入大牢，九死一生，最终被贬黄州，做了个有名无实的团练副使。
黄州的日子清苦，俸禄微薄，一家人的生计成了难题。他便在城东的坡地上，开垦出一片荒地，种上稻麦果蔬，自号“东坡居士”。脱下官服，拿起锄头，他从一个风流才子，变成了一个躬耕田野的农夫。春日里插秧，夏日里除草，秋日里收割，冬日里煮酒，那些曾经的朝堂纷争，仿佛都被这片土地上的风吹散了。
他没有沉沦。在黄州的东坡雪堂里，他读书、写字、填词、作画，与渔樵为伴，和野老闲谈。他的笔，不再只写风花雪月，更写人间烟火。他写“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写的是春日的鲜美；他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写的是逆境中的豁达；他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写的是对亲友的牵挂。
他的豁达，不是与生俱来，而是在颠沛流离中，一点点悟出来的。一生三次被贬，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越贬越远，越贬越偏。可他却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他不仅是文人，更是百姓的朋友。在杭州任知州时，他疏浚西湖，修筑长堤，便是如今的“苏堤”；他设立病坊，救治百姓，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雏形之一。他走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把温暖带到哪里。
元符三年，苏轼遇赦北归。当他的船行至常州，百姓夹道相迎，欢声雷动。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看着眼前的景象，眼中泛起了泪光。建中靖国元年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他走了，却把千年的月光，留在了他的诗词里；把那份“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留在了后人的心中。
千百年后，我们重读东坡词，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穿透岁月的力量。人生风雨无常，可只要心有暖阳，便无畏前路风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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