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的冬天压在云南高地上,前方传回来的报单一张接一张,伤口不大,发红发肿,人就扛不住,青霉素被锁在远方保密柜里,医院的药柜空着,瓶子里只剩酒精和碘酒,汤飞凡听得心里直紧,等到见到李约瑟,话不多,“我有个办法”这几个字落在桌面像钉子,声音不高,决心在那里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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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城刚接住一批转移过来的器材,屋顶是瓦,风一刮沙尘就打着旋进屋,桌上铺报纸,角落里堆着破木箱,军医把野战医院的情况说了几句,人也不坐,说完就走,汤飞凡脑子里停住的是那个十七八岁的兵,腿边一圈红,两天就化脓,手握着枪不肯松,屋外的风声一阵一阵,像催着赶路。

条件算不上实验室,几个年轻人跟在他身边就地开工,玻璃针剂瓶洗干净放火上烤软,掰成小碟,水壶烧着当温源,木炭添一把少一把全靠盯着火色,窗边的人不敢离,温度飘一点就把样品护住,“咱能摸索出路”这句话像是一把把方向指在墙上。

思路很直,先把霉找齐,城里城外跑,酱菜坛子边沿那圈绿,豆腐坊角落的白毛,路边烂水果的皮上那层蓝,能取的全取,装进小纸包揣兜里,回到屋里分开培养,摆满一桌,等三天看一眼,等五天再看一眼,第一次遇到玉米秆上的那抹蓝绿,神气得很,养了几天却不抑菌,擦肩而过的无效样品堆成一摞小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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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到三四十种,桌边的小伙子蹲在地上不说话,抬头的时候眼圈发红,汤飞凡伸手把笔塞回他手里,指着门外的方向提醒那条路还在延伸,前线的担子压着,这边就不松手,“再试”两个字把情绪稳住,队伍没有散。

培养基成了第二道坎,书上写的材料摸不到,米汤的白、豆渣的糟,厨房里的锅换着熬,桶里翻着泡,屋里满是酸味,鼻子里直冲,半夜火灭了一回,锅里一层凉皮,重头再来,木柴加上一捆,灶火往上跳,窗纸被熏得发黑,地上堆着洗过的瓶子晾成一排。

时间往前挪了半个年头,终于在一只旧皮鞋里刮下来的样本下见到清清楚楚的抑菌圈,小王抱着人蹦起来,屋里一圈人把那个培养皿当宝,这才算有了能用的菌株,菌种三个字写到黑板上划了双线,手一抖粉笔尖都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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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道关口是量,桌面能做,战场要量,发酵罐这个词在昆明找不到影子,城市的边上有间酒厂,酒缸借来几口,菌种裹在纱布里挂进去,木棍放进缸里搅,白天搅到胳膊酸,晚上趴在缸沿听声,屋外的夜风很冷,炭火把墙上照出一圈圈光。

消息传到李约瑟那里,他寄来一本手册和几只密封烧瓶,书皮被翻得起毛,页角写满字,烧瓶用棉花包着放在床底,屋里的人轮着看,说不出口的感谢藏在眼神里,桌上又多了几样能用的器皿,进度往前推了一寸。

提取环节也挑人,菌在液面上长,对气很挑,扁瓶子、大底三角瓶一字排开,配方里加了玉米汁和本地的蔗糖,产量抬上来,1942的记录本上画了两个圈,合格品终于冒头,浓度还差一段距离,路没断,汤飞凡跑了一趟印度带回10株,樊庆笙也回来,手里拎着菌种和一肚子经验,几十株排着队对比,找出最稳定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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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成了新题,液体里不安分,要存住得变成固体,化学干燥机在名单上画了圈,现成的没有,黄有为把铺盖搬进机房,白天画图,晚上打磨,零件不合适就拆,手上几道口子用布一裹继续动手,一个多月后,机器站起来,样子简陋,能用,数据合格,屋里的人都长出一口气。

1944年春天,第一批国产青霉素终于试制成功,一管2万单位,透明的玻璃管在阳光下反着光,小小一支,背后是一条长长的试验路,这些药装箱上车,汤飞凡亲自押到前线,野战医院的卫生兵接过来时手心发汗,桌上起针,找来一个腿部化脓的小战士,注射完成,医嘱交代清楚,三天过去,肿退下去,人坐起来,眼里有光,屋里安静了一会,接着传呼声连着响。

前线知道了有了药,城里也传开,有人找上门,想高价买,事由各不相同,汤飞凡把话说得很直,“这药用来救抗日军民”,价格定在一元一支,穷苦的来了再商量,必要时直接给,助手们把这条规矩记在本子最上面,做法统一,心思很定。

技术往前推,产量一批批抬高,每毫升2万到5万牛津单位写进质检表,和外边的同类摆在一起不落下风,封好的玻璃管从昆明出发,走公路、走骡队,到了阵地后方分发,野战医院的药柜不再空着,后方诊所的医生心里更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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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到李约瑟,他笑着竖起大拇指,赞许落在一句话里,格外真诚,汤飞凡的回应很平实,“中国人的命,不能攥在别人手里”,屋里的人听见这句,把笔一摔,目光都放得更远,墙上那四个字被描了又描,“医心救国”不只是标语,是一整套日夜堆出来的结果。

有人问过他难不难,想不想停下,他看着实验台上的瓶瓶罐罐,把答案指给墙上那几个字,想到的是那些没有药可用的日子,想到的是一个个被感染拖垮的身影,坚持这个词落在很具体的事情上,拉线、记时、守火、送药,全部串成一条线。

这条线把中国带进了能自主生产青霉素的行列,战时救人,战后也救人,医院里的常备药有了靠谱的来源,手术室的风险降下来,乡间的小诊所也能拿到管用的药,很多人从发热和红肿的边上退回来,生活的秩序稳定下去。

今天再看,药房里瓶瓶罐罐摆得满满,人们挂号就诊心里更踏实,这些平常日子背后,站着一代人的肩膀,汤飞凡和他的同伴在缺设备、缺材料、缺时间的条件下把路辟出来,故事讲起来朴素,分量很足,名字写在史册上,也写在一支支玻璃管的光泽里。

把这段经历记住,记住那个年代的昆明,记住那几个桌边守火的人影,记住实验台上的小碟子和大酒缸,记住前线医官接过药时稳住的手,记住初心,记住规矩,记住分寸,往后的路还长,这种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的办法,能一直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