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前央视主持人、现知名育儿博主王小骞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讲述11岁女儿的患病经历,引发广泛关注。
这位素来以优雅知性形象示人的育儿专家,在镜头前红着眼眶忏悔——女儿早早因一种名为“正食症”的饮食障碍住进了医院。
什么是正食症?简单说,这是一种对“健康饮食”的极端执着。在早早身上,它表现为餐盘里看不到一滴油星,只有水煮西兰花和菠菜这类健康蔬菜,米饭、面条等碳水化合物被完全拒绝,连鸡蛋牛奶这类蛋白质也极少触碰。这种极端节食持续了数月,直到甲流来袭,孩子心率持续高达120次/分钟,心肌损伤的警报终于拉响。
更令人心碎的是母女俩的互动,当王小骞在病床前崩溃自责,这些年忙于创业,无暇照顾孩子时,女儿竟轻声安慰:“妈妈,不怪你怪我自己,你上班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
一句本该属于成年人的体谅,从一个11岁孩子口中说出,令人扼腕的同时,也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亲子关系中某种深刻的错位——
一场始于“追赶”的童年叙事
这个名叫“早早”的女孩,她的故事似乎从一开始,就写满了“追赶”二字。
这份追赶,始于母亲王小骞四十多岁才迎来的珍贵孕程。孕期七个多月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羊水早破,让她不得不以臀位高、头位低的别扭姿势,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了整整十天。
王小骞后来回忆,那些日子“躺得头发和身上都臭了”,每一刻都充斥着对失去的恐惧。十天后,当子宫条件迅速恶化,医生决定紧急剖腹产,并告知其孩子可能有脑瘫风险时,手术台上的心酸与无助,成了她记忆里一道深刻的疤痕。
好在后来女儿平安降生,只是医生一句“挺好的,身体健康,身材匀称,就是瘦了点”,给一个母亲心里种下了一颗最温柔的执念:“没事,妈妈会把你养胖的。”
这份执念,驱动着王小骞走上了一条更为专业的养育之路。离开央视后,她潜心学习,考取了中科院心理所的婚姻与家庭心理辅导师,创办了亲子教育社交账号,出版了育儿书畅销书《妈妈知道怎么办》。
身份的转变,不仅意味着职业生涯的转折,更意味着她对女儿养育方式的全新规划——更加系统、更加精细、更加科学。
然而,命运似乎有意要给这位“专家妈妈”设置更复杂的考题。
早早五岁时,身高明显落后于同龄人一截,并且差距达到了20厘米。经过多方检查,“矮小症”的诊断结果如同晴天霹雳。医生预测,如果不进行干预,孩子未来的身高可能难以突破一米五。这个家庭的“追赶”模式,从此进入了更为紧张激烈的阶段:开始长达一年多的生长激素治疗,七百多个夜晚,王小骞亲手将药剂注入女儿的身体。
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后来被王小骞以育儿博主的身份,详细而坦诚地分享在公众面前。她怀着“用自身经验帮助更多家长”的初心,希望自己的分享能成为一盏灯。但在家庭生活里,那个敏感的小女孩早早,却以另一种方式“接收”着这些信息。当“早产”“矮小症”“打针”这些词汇反复与自己的名字绑定,一种隐蔽的自我认知或许正悄然构建。
她的身体感受,被笼罩在公开的医学叙事和成长指标之下。身体对她而言,似乎不再全然是自在的归属,而更像一个需要被持续关注和“修正”的特殊项目。
身高终于在医学帮助下奋力追上了,但早早内心世界的“战场”却刚刚开辟。后来当母亲忙于事业,早早也进入了青春期,她开始把目光从“追赶身高”的外部标准,投向了“掌控体型”的内心渴望。这一次,她找到了一个母亲难以介入、完全由自己主导的领域:饮食。
这并非简单的叛逆,而更像是一场悲怆的“主权宣示”。当外界的声音曾那样深刻地定义和介入她的身体时,现在至少在“吃什么”这个选择上,她要构筑一座自己拥有绝对权力的堡垒。在这里,规则由她制定,标准由她定义。那些没有油星的菜叶,是她沉默却激烈的宣言,是她唯一能牢牢握在手中的、关于自我的控制权。
她以一种伤害自身健康的方式,奋力地表达着:“我的身体,终究得由我做主。”当无法言说的痛苦累积到一定程度,症状本身便会成为最后的语言,一种“用失控来表达控制”的绝望呐喊
当育儿变成一场精密的科学实验
科学育儿知识,本应如同父母手中的一枚指南针。它的初衷,是帮助我们在充满未知的育儿大海上,更好地辨认方向,以抵达爱与成长的彼岸——是赋能,而非束缚。
然而,在早早的成长环境中,这枚“指南针”有时却异化成了一套不容置疑的“绩效KPI考核表”。养育的关注点,在不知不觉中,从感知“孩子是否健康”,滑向了紧盯“数据是否达标”。亲子关系因此也陷入了一种温柔的异化:父母仿佛变成了严谨的“项目经理”,而孩子,则成了那个需要不断优化、确保成果的“核心项目”。
这种异化,在早早的日常生活中,被具象为一系列精确的刻度。她的成长,仿佛被预设在一张无形的坐标图里:纵轴是必须追赶的身高曲线;横轴是雷打不动的作息,晚上九点半必须上床,十点必须入睡;而贯穿其中的,是一份精细的营养清单——钙、铁、锌、维生素D3与K2,如同每日必需的“工程材料”。
这些源于现代科学的条规,本意是为孩子构筑健康的堡垒。但问题在于,当执行变得过于绝对化,这些“好意”便无形中覆盖了一个孩子最本真的生命感知。她对“困了”“饿了”的生理信号,对食物“喜欢或讨厌”的天然口味,这些内在感受,在强大的外部“应该”面前,变得微弱。生活,被简化成了一张需要逐项打钩的“待办事项清单”。当“应该”全面取代“想要”,生命的灵动便被悄悄锁进了规则的框架。
这里恰恰揭示了现代高知家庭的一种普遍困境:我们容易陷入高效的“问题解决思维”——身高不够,便寻求生长激素;担心营养不良,就制定严苛食谱。然而,亲子关系的基石首先是一种“存在模式”,即“我与你在一起”,去感受你的感受,而不是“我为你解决问题”。 前者建立情感连接,后者则容易让孩子感觉自己像一个“待修复的项目”,其自身完整的价值被悄然忽略。
对于王小骞这样的“专家妈妈”而言,挣脱这种“引力场”尤为艰难。她的专业身份要求私人实践与公共言论高度自洽,公众的期待也无形中要求她的孩子成为其理念的“成功样板”。这双重压力,让她更难允许生活出现偏离“科学最优解”的“偏差”,也更难放下心中那把精确的标尺,去全然接纳女儿那些不符合“标准答案”的真实状态。
于是,一个颇具讽刺的悖论浮现出来:那些最具科学意识、最追求完美规划的家庭,有时恰恰最先被数据和指标所困;那些最想为孩子铺就“正确”道路的父母,有时反而因为过于关注路径,而模糊了路上那个鲜活的孩子本身。
当关注的焦点从活生生的“人”,移向待达成的“指标”,亲子之间最宝贵的温情与连接,便可能在冷静的“优化”过程中无声流失。
最懂育儿的妈妈,
为何成为孩子最难的课题?
科学育儿的异化,往往与父母的社会角色相互强化。王小骞的故事中,她的“专家妈妈”身份与家庭中的真实关系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张力。
作为一位成功的知识创作者,她通过专业内容构建了一个可信赖的“专家妈妈”人设。这份事业成就与社会认同,本是值得尊敬的自我实现。然而,当这种被公共视角定义的“角色”,持续渗透进最私密的亲子日常时,它便可能在不经意间,筑起一道透明的隔膜。
对于女儿早早而言,妈妈不仅是情感的依靠,也是一位“专家”。这意味着日常的对话可能潜藏着一重微妙的语境:妈妈的建议,往往不只是关怀,也可能代表着“更正确的答案”;家庭的规则,不只源于爱与约定,也可能附带着“科学依据”的权威。孩子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个可能和她一样会困惑、需要共同摸索的普通母亲,而是一个似乎总能提供标准答案的“指导者”。
在这道透明的隔膜旁,一个敏感的孩子往往会发展出超乎年龄的敏锐与适应力。她可能会想:我的困惑,是否显得“不够好”?我的情绪,是否意味着妈妈教我的方法“没有用”?我最真实的感受,是否会成为妈妈那个“成功案例”上的一道裂痕?于是,像早早这样的孩子,过早地精熟于一种技能:用“懂事”和“体谅”来包装自己。
那句令人心碎的“妈妈上班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正是这种复杂心态的集中体现。它既有对母亲深切的爱与理解,也包裹着一种孩子气的、试图用成人世界逻辑来自我说服的艰难努力。一个11岁的孩子,如此娴熟地运用“自我价值”这样的概念来诠释情感的缺席,这本身便令人揪心。她仿佛在用这种早熟的“领悟”,来填补陪伴缺失带来的沟壑,并试图说服自己接受这种现实的合理性。
这便是“人设”可能带来的无形压力:它不仅让孩子感到需要更“完美”才能匹配一位专家妈妈,也让父母在“必须正确”的隐性要求下,可能难以坦然展示自己的困惑与无力。
当亲子互动被这种微妙的角色期待所影响,关系的基调便可能悄然改变。关注的焦点便有可能从“我和你”之间的情感联结,或多或少地滑向“如何让你更好”的课题管理。母亲的目光,可能更多地被孩子的“成长指标”所牵引;而孩子感知到的爱,也可能不自觉地与“是否达标”关联起来。人与人间最珍贵的温暖连接,面临着被异化为某种功能性“合作项目”的风险。
早早那个只有水煮菜的餐盘,因此更像一句无声而激烈的宣言。它以一种自我伤害的方式,试图打破这种令人窒息的循环,呼唤一种剥离所有角色、标签与任务的、最原始的直接关注。
写下这些文字时,说姐深知自己并无资格去批判努力平衡多重角色的王小骞,或任何一位在深夜里因孩子而自责的母亲。我们这一代人,读了比父母辈更多的书,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知识,却也可能因此背负了更沉重的枷锁——总想用“正确”的方法,规避所有的风险,为孩子铺就一条笔直的坦途。
可养育从来不是一门纯粹的科学。它没有对照组,无法重复实验,每一个孩子都是孤本。我们精心学习的理论,在面对那个独一无二、有血有肉的小人时,常常会突然失灵。
也许,我们都该对自己宽容一些。“可怜医者不自医,自古渡人难渡己”,“桃李满天下,自家结苦瓜”本就是常态。承认即便拥有再多的知识,我们依旧会困惑、会犯错;承认爱本身,就包含着无法被标准化的笨拙与试错。
真正的转变,或许不在于学习更多,而在于敢于“放下”一些——放下对“完美妈妈”人设的执着,放下对各项数据指标的焦虑,放下那种“我必须为你解决所有问题”的全能感。试着回到最初:我只是你的妈妈,而你,是我需要去理解、去陪伴,而非仅仅去“塑造”的孩子。
这条路,我们都在磕磕绊绊地学习。不必苛责自己曾经的迷失,重要的是,当孩子用她的方式发出信号时,我们是否愿意停下来,真正地看见。
路的终点,我们渴望看到的,不该是一个被完美塑造的作品,而应是一个能与我们坦诚相视、健康自在的生命。而这,或许才是所有知识尽头,最朴素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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