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月1日报道，据时事社2025年12月31日消息，印度政府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宣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越日本，跻身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行列，并计划在三年内赶超德国，冲击全球前三。尽管这一结论尚需2026年官方最终数据的确认，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已作出类似预测，但印度的经济崛起姿态已然引发全球关注。印度政府更是明确表态，将以“经济增长、结构性改革和社会进步”为基石，力争在2047年独立百年之际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与印度的“意气风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持续沉沦。近三十年来，日本经济始终深陷低迷泥潭，从“失去的十年”延伸至“失去的三十年”，曾经的“亚洲经济引擎”光环逐渐褪去。一边是新兴经济体的加速崛起，一边是老牌经济强国的持续衰退，这一“印升日落”的鲜明对照，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注脚。
表面看来，印度的崛起与日本的衰落似乎是各自发展路径选择的结果，但置于更长的历史维度与更广阔的地缘格局中审视便会发现，世界经济发展与强国变迁绝非无序的偶然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地处中国东部，与中国隔海相望；印度位于中国西南，与中国山水相依。这两个国家一东一西、一兴一衰的发展态势，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国的崛起进程紧密交织、休戚相关。在“印升日落”的背后，中国恰如连接两者的关键枢纽，其发展轨迹中潜藏着解读这一世界强国变迁密码的核心答案。要揭开这一谜底，我们首先需要回归历史规律本身，从人类文明进程中强国更迭的内在逻辑中寻找线索。
一、世界强国变迁的底层逻辑： “三大势力”与“五大铁律”
关于世界强国的更迭规律，学者徐晓华在《空间·生产·文化：全球主导力量的变迁逻辑》一书中提出了“地理势力—生产势力—文化势力”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梳理人类历史上10个世界性帝国的更迭轨迹，提炼出贯穿其中的五大铁律。这一理论体系为我们理解当代“印升日落”现象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
徐晓华首先明确了世界性帝国的核心定义，并非单纯以疆域辽阔为标准，而是需具备“三大特质”：其一为跨文明辐射力，影响力需突破单一地理单元与文明圈层，覆盖三大洲以上区域；其二为体系主导权，能够构建并主导特定历史时期的全球或区域秩序，制定贸易、军事、外交等核心规则；其三为综合实力唯一性，在同时代强国中，经济、军事、文化等综合实力具备不可替代的领先地位。依据这一标准，人类历史上形成了清晰的世界性帝国谱系，依次为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葡萄牙帝国、西班牙帝国、荷兰帝国、大英帝国、美国。
在这一谱系的更迭过程中，五大铁律贯穿始终，构成了世界强国变迁的底层逻辑。第一，始终朝着国土规模扩大、市场空间拓展的方向演进，土地、人口及由此形成的市场规模是推动大国地位变迁的核心因素；第二，新生帝国往往在守成帝国边缘地带孕育，边缘地带可分为外边缘地带、姻边缘地带和洋边缘地带三类，不同类型对应不同历史阶段的帝国更迭；第三，中心性帝国和中介性帝国交替出现，中心性帝国面积宽广、人口众多、影响深远，中介性帝国则体量较小，但承担着地理、文化、贸易的中介过渡作用；第四，帝国势力总向成本洼地迁移，“生产成本+军事成本”的双重低成本优势是帝国势力转移的核心动力；第五，全球帝国的更迭最终呈现闭环式发展轨迹，在生产、地理、文化三大势力的共同作用下，强国势力不断迁移，最终形成绕地球一周的地理闭环。
从文明演进模式来看，西方帝国多遵循“迁徙式变迁”路径，因地理环境破碎、文化包容性不足，衰落之后难以在原有区域复兴，只能向新的地理空间迁徙扩散；而中华文明凭借相对封闭辽阔的地理环境、庞大的人口基数、从未中断的文明传承与大一统文化传统，走出了独特的“钟摆式变迁”道路——即便遭遇军事征服，最终总能完成文化复兴，在融合中实现自我修复与迭代强化。这一文明演进的差异，也为中国在当代世界强国变迁中的独特地位埋下了伏笔。
而历史发展规律表明，每一个世界强国的变迁，都会带动世界生产力、经济发展和世界财富的重新分配，推动世界不断实现区域财富均等化和文明的普世化。当代“印升日落”现象，正是这一历史规律在当下的具体体现，而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变迁地理闭环的终点，自然成为解读这一现象的关键。
二、日本的兴盛与衰落：海洋文明红利的承接与消退
要理解日本的衰落，首先需要回溯其兴盛的历史逻辑。近现代以来，世界文明进程的核心脉络之一是海洋文明的兴起，这一趋势推动世界强国的势力范围由地中海向大西洋、再向太平洋逐步变迁。日本的崛起，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大潮，精准承接了海洋文明崛起的红利。
19世纪明治维新后，日本推行“脱亚入欧”战略，全面学习西方的技术与生产模式，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型。日本能够成功承接海洋文明红利，核心得益于两个关键条件：其一，作为海洋岛国，日本具备发展海洋贸易的天然地理优势，完美契合了海洋文明兴起的时代需求；其二，日本恰好处于海洋强国与传统大陆强国的交汇地带，成为曾经的海洋强国英国和当今的世界性帝国美国与传统大陆强国中国之间的“门户”，得以充分享受文明辐射、产业转移、原辅材料转运带来的巨大优势。
事实上，与日本类似，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都遵循了这一逻辑——既顺应了海洋文明兴起的大潮，又凭借作为海洋强国与大陆强国门户的区位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和文明辐射，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一格局中，日本凭借其更大的国土面积、更完整的工业基础，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
然而，日本的兴盛始终依赖于外部文明红利的承接，缺乏自身文明与产业的内生性支撑，这也为其后续的衰落埋下了隐患。随着世界文明进程进入新的阶段，海洋文明的强势地位逐渐消退，亚欧大陆市场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大陆文明重新走向强势，日本的区位优势开始快速弱化。徐晓华提出的“帝国势力总向成本洼地迁移”的规律表明，当原有成本洼地的优势消失后，帝国势力必然会向新的成本洼地转移。日本的衰落，本质上就是其作为“成本洼地”的优势不断丧失的过程。
从生产成本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导致其制造业的成本优势不断丧失。与此同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庞大的人力资本和高效的物流网络，成为全球新的成本洼地，大量制造业产能向中国等地区转移，日本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持续下滑。
从军事成本来看，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长期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需要承担大量的军事同盟成本，同时受到美国的战略牵制，无法完全自主地发展国防工业和相关高端制造业。这使得日本在“生产+军事”双重低成本优势的竞争中，逐渐落于下风。更重要的是，随着世界强国变迁地理闭环的推进，美国作为中介性帝国的过渡角色逐渐完成，其势力开始呈现收缩态势，2025年美国白宫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放弃对世界霸权责任的承担，战略重心向美洲本土和印太地区聚焦，这意味着日本所能依赖的外部红利进一步消退。
此外，从文明演进模式来看，日本作为海洋岛国，其文明体系缺乏中华文明那样的包容性与自我修复能力，属于典型的“迁徙式变迁”文明范畴。当外部红利消退、内部成本攀升时，日本难以通过内部文明的融合与迭代实现自我突破，只能陷入持续的衰退。近三十年来，日本政府虽多次推出经济刺激政策，但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低迷的态势，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形成了鲜明的此消彼长态势。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推进，世界经济的重心逐渐向亚欧大陆腹地转移，日本作为海洋强国与大陆强国“门户”的区位优势不断弱化，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也从“核心”逐渐向“边缘”滑落。日本驻美大使山田仲夫曾声称“日本都不怕中国，美国到底在怕什么？”，这一言论不仅暴露了日本的底气不足，更凸显了其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懵懂无知——日本的衰落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强国变迁规律与文明演进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趋势并非日本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
三、印度的上升：受益于中国崛起的“余荫效应”而非自主崛起
与日本的持续衰落形成对比的是印度的经济崛起，但印度的崛起并非其官方所宣称的“自主崛起”，而是典型的“跟崛起”——即接受中国经济崛起的余荫而实现的崛起，这与历史上世界性强国变迁总会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水涨船高的规律完全一致。
从表面上看，印度具备成为经济大国的诸多潜力：截至2023年5月，印度人口达14.267亿，位居世界第二；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千米，位列世界第七；2023年GDP达3.7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五。庞大的人口规模、广阔的国土面积、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印度具备了成为经济大国的基础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等同于成为世界性强国的充分条件，徐晓华提出的世界性帝国“三大特质”清晰表明，世界性强国需要具备跨文明辐射力、体系主导权和综合实力唯一性，而印度在这三个方面均存在显著短板。
首先，从生产势力来看，印度的工业体系并不完整，高端制造业基础薄弱，大量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印度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核心技术支撑，难以形成不可替代的综合实力优势。与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新能源、5G、高铁等领域掌握的核心技术相比，印度的生产势力存在质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AI和智能制造不再是对产业和岗位的简单改造，而是对生产方式和人力需求的革命性重塑——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庞大的人口规模不仅难以转化为“人口红利”，反而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巨大成本。因为印度的教育体系难以支撑大量劳动力向高端技能型人才转型，相反，AI和智能制造却致使庞大的低技能劳动力面临就业困难，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次，从地理势力来看，印度虽地处南亚次大陆，具备一定的区域影响力，但缺乏跨文明辐射的能力。徐晓华指出，世界性帝国的影响力必须突破单一地理单元与文明圈层，覆盖三大洲以上区域。而印度的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南亚地区，在全球范围内的辐射力有限。与此同时，印度的地缘环境较为复杂，与周边多个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和历史恩怨，这也限制了其区域影响力的进一步拓展。而南亚次大陆的炎热气候，也从来不是孕育世界性强国的理想环境。
最后，从文化势力来看，印度国内存在复杂的人种、宗教、语言差异，缺乏统一的文化内核和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徐晓华强调，文化势力是支撑世界性帝国长期存续的重要基础，而印度的文化多样性虽然丰富，但也导致其内部凝聚力不足，难以形成统一的价值导向和发展共识。这与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理念、强大的大一统文化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事实上，印度的经济崛起，本质上是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溢出效应”。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新的成本洼地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外投资带动了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印度凭借其与中国山水相依的区位优势，承接了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承担了更多初级工业产品的生产，同时依托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一定的消费市场，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印度经济规模将在2026年超过日本，这一预测的核心依据并非印度自身具备了超越日本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外部红利同样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需要明确的是，印度GDP数据本身存在不少“水分”，其经济增长质量有待商榷。未来，印度的经济增长仍将高度依赖中国经济崛起的红利，虽然其经济总体态势可能优于其他一些地区的国家，但由于缺乏成为世界性强国的核心条件，印度不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性强国——这一结论，完全符合徐晓华指出的世界强国变迁规律。
四、中国的核心角色：世界强国变迁闭环的终点与文明融合的枢纽
“印升日落”现象的背后，中国并非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主动的塑造者，是世界强国变迁地理闭环的终点，更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深度融合的核心枢纽。中国的崛起进程，不仅契合了世界强国变迁的五大铁律，更突破了传统帝国“强国必霸”的历史宿命，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从世界强国变迁的地理闭环规律来看，徐晓华明确指出，全球帝国的更迭最终会形成绕地球一周的地理闭环，而中国正处于这一闭环的终点。人类首个世界性帝国波斯的疆域东至印度河平原、喜马拉雅山麓及帕米尔高原一带，与中国西部疆域相接，将历代世界性帝国与作为闭环终点的中国依次连接，便形成了完整的地理闭环。中国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其成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天然融合体——背靠亚欧大陆腹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激活陆权优势，中欧班列常态化运营搭建起陆上贸易动脉；面向太平洋，中国拥有漫长海岸线和优良港口，成为全球海洋贸易的重要枢纽。这种“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完美契合了地理势力驱动的规律指向，也使得中国能够同时影响东部的日本和西南部的印度。
从成本洼地规律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新的“生产+军事”双重低成本洼地。历史上，葡萄牙的航线优势、英国的工业成本优势、美国的工业及金融成本优势，均成为其崛起的核心动力。如今，中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庞大的人力资本和高效的物流网络，成为“世界工厂”，同时通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持续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与历史帝国通过殖民掠夺构建成本优势不同，中国的成本优势源于自身发展潜力的释放和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这种独特的成本优势构建方式，既契合了规律，又超越了历史局限。正是这一优势，使得中国能够吸引全球产业转移，同时带动周边国家发展，为印度的“跟崛起”提供了可能；而随着中国成本优势的持续强化，日本作为传统产业转移承接者的地位自然弱化，加速了其衰落进程。
从生产、地理、文化三大势力的协同发力来看，中国的崛起具备坚实的基础，完全契合世界强国变迁的核心逻辑。生产势力方面，中国工业产值早已超越美、德、日总和，在新能源、5G、高铁等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形成了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地理势力方面，中国位于太平洋与亚欧大陆交汇处，既是亚欧大陆一体化的关键节点，也是全球海洋贸易的重要枢纽，地理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动能；文化势力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文化成果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合共生”的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互呼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导向。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突破了传统世界性强国的发展模式，开创了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深度融合的新范式。历史上的世界性帝国，要么是陆权帝国，要么是海权帝国，始终未能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而中国的崛起，将海洋文明的开放包容与大陆文明的厚重稳健有机结合，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陆上贸易与海洋贸易协同发展，促进亚欧大陆市场一体化进程。这一文明融合的进程，不仅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也深刻影响了周边国家的发展轨迹。
需要强调的是，每一个新的世界强国的崛起都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面临曲折和坎坷，受到守成强国的打压和围堵。中国的崛起同样如此，美国及西方的打压会使中国崛起面临不小困难，但这只是长期强大趋势下的短期阻碍。当中国及世界经受住这波智能制造和AI技术革命，并在新能源技术领域获得全新突破之后，中国将进一步巩固其推动世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地位。
由于中国的和平性质和战争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当代强国变迁过程中，中美没有也不会发生大规模军事战争，这已经是世界的福音。中国始终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彻底区别于传统帝国的霸权逻辑，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五、未来展望：中国崛起引领下的周边地缘格局重构
随着中国崛起进程的持续推进，世界强国变迁的地理闭环将最终完成，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将迎来深刻重构，“印升日落”的趋势将进一步凸显，同时还将出现一系列新的发展态势。
首先，中印俄“CIR”核心圈层体的探讨与形成将成为可能，三国经济绑定将进一步深化。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主体均位于亚洲，三者英文首字母拼成的“CIR”在英文语境中有“圈子、圈层”的意思。从综合实力来看，三国具备广泛的代表性和互补性：总人口近30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7.35%；国土总面积达2968万平方千米，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2%（不含南极洲）；经济实力雄厚，且在产业上形成互补——中国资本充足、工业制造能力强、高端技术发展迅猛，俄罗斯地域广大、资源丰富、粮食生产潜力巨大，印度消费市场潜力大、劳动力充足。随着亚欧大陆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陆权回归和帝国变迁闭环的完成，将推动三国摒弃历史恩怨和国界纠纷，构建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形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文明的发展引擎，其效应及对人类社会和平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将远超美加墨联合体。
其次，东南亚经济将进一步腾飞，但与中国相邻的陆地国家将比海洋国家和沿海国家发展更快。东南亚地区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将充分承接中国产业转移和经济辐射的红利。其中，与中国陆地相邻的国家，如越南、老挝、缅甸等，将凭借陆上交通的便利性，更深入地融入中国主导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而海洋国家和沿海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虽然也能受益于海洋贸易的发展，但由于其在亚欧大陆一体化进程中的参与度相对较低，发展速度将相对滞后。
再次，日本将进一步衰落，逐渐沦为三流国家。随着亚欧大陆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大陆文明重新走向强势，日本作为海洋岛国的区位优势将进一步丧失。同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将持续加剧，劳动力成本高企、国内市场狭小的困境难以破解。如果日本不能认清世界发展大势，继续执迷不悟地追随美国，与中国对抗，其衰落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只有认清现实，与中国睦邻和好，搭乘海洋文明向海陆一体文明发展的东风，才能减缓自身经济衰落的不利局面。
最后，中亚经济将更趋活跃。中亚地区作为亚欧大陆腹地的核心区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不断深化，中欧班列、中国—西亚铁路等交通体系的完善，中亚地区将摆脱以往的地缘劣势，成为连接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重要贸易通道。这将带动中亚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亚欧大陆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增长极。
展望未来，CIR及周边地区将成为中国面向未来的能源合作及地缘政治建设的主轴，而以非洲、中东和中东欧重点国家为西翼，以拉美重点国家为东翼，将形成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基础的“一轴两翼”发展格局。美国霸权崩溃后，短期内世界会走向多极化，联合国作为非国家实体，需要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组织为其提供强力保障——中印俄CIR圈层体或许就是值得期待的这样一个组织。
从历史规律的视角来看，“印升日落”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强国变迁五大铁律在当代的必然体现，而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变迁地理闭环的终点，正是解读这一变迁密码的核心。中国的崛起不仅契合了历史规律，更突破了传统帝国的霸权循环，以和平发展的全新形态终结了“强国必霸”的历史宿命。未来，在中国的引领下，人类文明将迎来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深度融合的新时代，全球治理体系将更加公正合理，世界将迈向更为繁荣和谐的发展阶段。“印升日落”只是这一宏大历史进程的阶段性注脚，而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核心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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