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老邵啊，你这不是在修路，你这是要给飞机修跑道啊！”
1951年，南昌市的城市规划会上，有人指着那个夸张的设计图，脸都憋红了。
坐在主位上的那个大个子，手里掐着半截烟头，眼皮都没抬一下，只回了一句硬邦邦的话：“我看谁敢改！不仅不能窄，还得往宽了修！”
这个人就是邵式平，当时的江西省省长。
你要是现在去南昌，走在那条著名的“八一大道”上，看着双向的大马路，两边的高楼大厦，心里肯定觉得这路修得真气派。
可在当年，这事儿简直就是个笑话，甚至是个“疯话”。
你知道1951年的南昌是个啥样吗？
满大街连几辆汽车都没有，老百姓出门基本靠走，稍微有点钱的坐个黄包车。
就在这种穷得叮当响的时候，邵式平张嘴就要修一条60多米宽的大道。
这是个啥概念？
当时北京的长安街，也就是这么个宽度。
一个省会城市的马路，要跟首都的长安街看齐？
消息传出去，整个南昌城都炸了锅。
茶馆里、巷子口，老百姓都在议论：这新来的省长是不是脑子发热？修这么宽的路给谁跑？给鬼跑吗？
甚至有人在背地里编排段子，说邵式平这是要在城里修个飞机场，准备以后坐飞机上下班。
面对这些铺天盖地的闲话，邵式平就在工地上，对着那些质疑的干部说：“你们现在的眼光看是宽了，觉得是浪费，等再过五十年你们再看看，这路还宽不宽？”
这话在当时听起来，狂得没边了。
但你要是真了解邵式平这人的来历，你就知道，他这股子狂劲儿，那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
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稍微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南有朱毛，北有方邵”。
这里的“邵”，指的就是他，邵式平。
能跟方志敏齐名，这人能是简单的角色？
咱们把时间倒回去，回到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1927年，那是啥光景？
国民党杀红了眼，满大街都在抓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那时候的邵式平，正在资溪搞工农运动，结果这事儿被人告密了。
整个县城的民团瞬间出动，把城门一关，铁桶一般，开始挨家挨户地搜人。
那架势，别说是个大活人，就是只苍蝇也飞不出去。
换了一般人，这时候早就慌了神，要么赶紧找个地窖钻进去，要么往柴火垛里一趴，听天由命。
可邵式平这人，脑回路跟别人就不一样。
他在屋里转了两圈，突然停下脚步，对身边的几个同志说：“走，咱们去阮福春家。”
同志们一听这名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阮福春是谁？
那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大财主，家里良田千顷，护院家丁几十号人。
咱们干革命是要打倒土豪劣绅的，这时候跑去找他，这不是耗子给猫当伴娘——找死吗？
邵式平摆摆手，一脸的淡定：“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你们不懂，跟我走就是了。”
一行人趁着夜色，摸到了阮家大院的后门。
到了阮家，邵式平二话不说，直接跟阮福春摊了牌。
这阮福春虽然是个大财主，但他那个儿子跟邵式平是老同学，早就被邵式平那一套救国救民的理论给折服了，在家里没少跟老爹念叨。
阮福春看着眼前这个被全城通缉的年轻人，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帮吧，要是被发现了，那是抄家灭族的罪；不帮吧，看着这年轻人一身正气，他又觉得心里过不去。
最后，阮福春把牙一咬：“邵先生，您就在我这儿躲着，我看谁敢来搜我的家！”
但一直躲着也不是个事儿啊，全城大搜捕，早晚得露馅。
邵式平琢磨了一会儿，看见院子里停着一顶大轿子。
那是阮家老太爷平时出门才坐的八抬大轿，气派得很，轿帘子一放，里面坐个神仙你也看不见。
邵式平眼睛一亮，拍了拍轿杆子：“就它了！”
接下来的操作，简直比好莱坞大片还刺激。
邵式平没钻地窖，也没化装成叫花子，更没有趁着夜色翻墙头。
他让阮家的家丁把这顶大轿子抬出来，自己往轿子里一坐，翘着二郎腿，甚至还哼起了小曲儿。
阮福春在前头开路，家丁们抬着轿子，大摇大摆地往城门口走。
到了城门口，守城的民团团丁一看这阵仗，立马就把枪横过来了：“站住！干什么的？检查！”
这时候，轿子里传出一声怒喝，那声音，带着三分威严，七分傲慢：“混账东西！没看见是阮府的轿子吗？我看你们谁敢动！”
邵式平这嗓子，那是练出来的，中气十足。
团丁们一听这动静，再看那轿子的排场，还有阮福春那张阴沉的脸，心里立马就犯了嘀咕。
在那个年代，有钱那就是爷，这些团丁平时也没少拿阮家的好处。
领头的班长赶紧把枪一收，赔着笑脸跑过来：“哎哟，是阮老爷子啊！小的有眼无珠，您老别生气，我们这也是奉命行事……既然是您老的轿子，那肯定没问题，您请，您请！”
就这么着，邵式平坐着大财主的八抬大轿，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大摇大摆地出了城。
出了城门那一刻，抬轿子的家丁腿都软了，可轿子里的邵式平，连汗都没出一滴。
这心理素质，这胆量，你说服不服？
出了城，邵式平如鱼得水，和方志敏一起拉起了红十军。
那时候条件苦啊，队伍刚拉起来的时候，就“两条半枪”。
那是真穷，连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大家伙儿都是穿着单衣在山里钻。
可就是这几个人，这几条破枪，硬是在赣东北打出了一片天。
敌人怕他怕得要死，送了他个外号叫“邵阎王”。
只要听说邵式平的队伍来了，那些平时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那是卷起铺盖卷就跑，恨不得爹妈少生了两条腿。
按理说，像他这样的资历，那是妥妥的开国元勋级别。
1955年全军大授衔的时候，多少老战友都挂上了金灿灿的将星。
大家伙儿都盯着名单看，心里琢磨着，这“北有方邵”的邵式平，怎么着也得是个上将吧？
结果名单一出来，大家全愣了：没有邵式平的名字。
为啥？
因为他转业了。
建国后，百废待兴，江西这个老革命根据地，那是被打烂了的。
到处是废墟，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这烂摊子总得有人收拾。
邵式平二话不说，脱了那身穿了半辈子的军装，换上了中山装，当了江西省的第一任省长。
按照当时的规定，转到地方工作的干部，原则上不授军衔。
这事儿要是换了别人，心里多少得有点疙瘩。
毕竟那是荣誉啊，那是跟着自己出生入死一辈子的证明，那是对半生戎马的一个交代。
有个老部下替他惋惜，私下里跟他说：“老首长，您这亏大发了，凭您的战功，那肩膀上怎么也得扛三颗星啊！”
邵式平听了，反倒乐了，他指着窗外还在建设的工地，笑着说：“我要那个牌牌干什么？能当饭吃吗？咱们打了这么多年仗，图个啥？不就是图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现在的任务是让江西老表都能吃饱饭，这比啥军衔都重要！”
他是真的一门心思扑在建设上，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
那时候的江西，穷得叮当响。
邵式平这个省长，当得那是相当抠门。
他自己的办公室，连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就几把硬木椅子。
但是在搞建设上，他又大方得吓人。
除了那个著名的“八一大道”，他还干了一件让当时的正统教育界目瞪口呆的事。
那时候办大学，那都是照搬苏联的模式，或者是沿用老一套，关起门来读书。
学生们坐在明窗净几的教室里，读着死书，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邵式平看不惯这个。
他在会上拍着桌子说：“光读书不干活，那读出来的书生有啥用？咱们江西是农业大省，咱们要办就办一个既能读书又能种地的大学！”
于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诞生了。
这学校，那是真奇葩。
校址选在山沟沟里，没有像样的教学楼，只有茅草棚。
学生们一边上课，一边还得下地干活。
上午学理论，下午就得挽起裤腿下水田插秧，或者去猪圈喂猪。
当时好多专家看不起这学校，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有人公开批评说：“这是什么大学？这简直就是个农场！这是胡闹！这是误人子弟！”
甚至有人写信告状，说邵式平是在搞“土包子”教育。
邵式平不管那些，他就是要培养能实实在在干活的人，能蹲在田埂上跟农民聊天的大学生，而不是那种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少爷秧子。
他对老师们说：“让他们骂去！咱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能种出稻子，能养肥猪，能修水利，这才是真本事！”
结果怎么着？
这事儿传到了毛主席耳朵里。
主席专门写了一封信，那是高度赞扬啊，说这学校办得好，这才是社会主义的大学！
这下，那些质疑的人彻底没声了，一个个都闭上了嘴。
这所被骂出来的“土大学”，后来真给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实干家。
在外人眼里，邵式平是个雷厉风行的大能人，是个说一不二的硬汉。
可回到家，面对自己的孩子，这个硬汉的心里，全是窟窿，全是补不上的亏欠。
当年闹革命，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今天不知明天事。
他和妻子胡德兰生了五个孩子。
因为要打仗，要转移，带着孩子就是个死，只能一个个寄养在老乡家里。
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这一送，基本就是永别。
大儿子五岁那年，被反动派发现了踪迹，那帮没人性的东西，为了逼问邵式平的下落，活活把个五岁的孩子给害死了。
等到新中国成立，两口子疯了一样地找孩子，找遍了当年战斗过的每一个山沟，每一个村庄。
最后，只找回来一个女儿，叫邵佳龄。
五个孩子，四死一失散，就剩这一根独苗。
按咱们普通人的想法，这失而复得的掌上明珠，那还不得宠上天？
那得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要星星不给月亮吧？
可邵式平这人，心太“狠”了，狠得让人看不懂。
邵佳龄回到父母身边后，发现这个当省长的爸爸，简直比后爹还严。
家里有点好吃的，那都是先紧着警卫员和工作人员，最后才轮到自己。
有一回，邵式平的外孙邵宪康在学校吃午饭。
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金贵啊。
学校食堂的馒头，那是掺了杂粮的，硬得跟石头似的，皮又厚又黑，吃起来拉嗓子。
小孩子嘛，嘴刁，嫌那皮不好吃，就把那层硬皮给剥了，随手扔在桌上，只吃了里面的芯。
这一幕，正好被去学校看孩子的邵式平看见了。
那天晚上，省长家里传出了孩子的哭声，那是真哭啊，撕心裂肺的。
邵式平手里拿着板子，把几个外孙一个个叫过来，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一边打一边骂，那声音都在颤抖：“你们知道那馒头皮是谁种出来的吗？那是农民伯伯一滴汗摔八瓣换来的！咱们江西还有多少老百姓吃不上饭，你们才过几天好日子，就学会糟蹋粮食了？”
孩子们被打得哇哇大哭，屁股都肿了。
打完之后，邵式平并没有就此罢休。
他把孩子们叫到跟前，从兜里掏出那个被捡回来的馒头皮。
那个干巴巴、脏兮兮的馒头皮，在他手里仿佛有千斤重。
他看着孩子们，一句话没说，当着全家人的面，把那个馒头皮塞进嘴里，用力地嚼着，然后一口吞了下去。
那一刻，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
邵佳龄看着父亲那张沧桑的脸，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这么“狠”。
他是怕啊，怕这些孩子忘了本，怕他们变成那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八旗子弟”。
邵佳龄参加工作的时候，邵式平把她叫到书房，定了几条铁律，那语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第一，不许说是省长的女儿；第二，不许搞特殊化；第三，不许让单位照顾，干不好就走人。”
他在用这种近乎残酷的方式，告诫自己的后代：江山是流血打下来的，不是给你们用来享受的。
**04**
1965年，那个春天特别冷。
积劳成疾的邵式平，终于撑不住了，病倒了。
这一病，来势汹汹，身体各项机能都在衰竭。
省委的同志急了，这可是江西的顶梁柱啊。
赶紧联系北京的大医院，那边的专家组都准备好了，专机也待命了，只要人一到，立马就能得到全国最好的治疗。
大家都围在病床前劝他：“省长，去北京吧，那边条件好，能治好，咱们江西离不开您啊！”
这时候的邵式平，已经虚弱得连说话都费劲了，脸色蜡黄，呼吸微弱。
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周围焦急的同志们，眼神里透着一股子倔强。
他轻轻摇了摇头，费力地喘了一口气，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落泪的话：
“我知道北京好……可全省那么多老百姓生病，他们都能去北京吗？如果大家都能去，北京装得下吗？我邵式平……不能搞这个特殊。”
这就是他的遗言。
直到咽气，他也没离开南昌一步，没多花国家一分钱冤枉钱。
1965年3月24日，邵式平走了，享年65岁。
按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葬在了南昌的瀛上革命公墓。
而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就是梅岭，那里长眠着他当年的老战友——方志敏。
生前，他们是“南朱毛，北方邵”，并肩作战，为了这片土地流血流汗；
死后，他们又在这一南一北，遥遥相望，守着这片红土地，看着这片他们深爱着的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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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你要是去南昌。
走在那条宽阔的八一大道上，看着两旁车水马龙，高楼林立，霓虹闪烁。
你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条普通的城市主干道，没什么特别的。
但你不知道的是，这条路下面，埋着一个老人的远见，埋着一个时代的魄力。
当年那些骂他“疯子”、骂他“修飞机场”的人，早就被风吹散了，连名字都没留下。
但那个坐在图纸前拍桌子的大个子，那个坐着轿子闯关的革命者，那个不许孩子扔馒头皮的父亲，却永远地留在了这条路上。
有些账，历史记得清清楚楚，不用人说。
有些人，不用刻碑，路就是他的碑，走在上面的人，就是他的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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