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北京饭店的灯光挺晃眼。
这里正进行着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宴会,主角是还没建交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气氛看着挺融洽,田中角荣突然把酒杯一放,冲着旁边的中国接待人员提了个极其突兀的要求。
他不想要字画,也不要熊猫,张嘴就要刚刚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那位女尸头上的几根头发。
这时候场面一度很尴尬。
要知道,那是个极其敏感的节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桌上,哪怕是一个眼神不对都可能引发蝴蝶效应。
可这位日本首相,放着那么多大事不聊,非死乞白赖盯着两千年前的一个死人头发,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透着一股邪劲儿。
后来十几年里,日本那边的民间团体、科研机构跟接力赛似的,找各种理由来要这几根头发,从“中日友好”聊到“人类起源”,反正就是不死心。
这哪是借头发啊,这分明是在抢夺未来的话语权。
那时候咱们要是手一松,这以后写历史书的笔,可能就握在别人手里了。
咱们把日历往前翻一年。
1971年,长沙东郊,解放军366医院正忙着在大土包上挖防空洞。
那可是备战备荒的年代,干活都得拼命。
工兵一钻下去,好家伙,一股怪味儿喷涌而出,那是地底下的积气,遇到明火直接就是蓝幽幽的火苗子,看着跟鬼火似的。
行家一看就知道,这是“火洞子”,底下必有大墓,而且密封得那叫一个严实。
等到把几吨重的木炭掏空,白膏泥扒开,二十层裹尸布一掀,在场的人估计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哪是埋了两千年的死人?
这就是刚睡着的活人啊。
皮肤按下去能弹回来,关节能动,连鼻毛都根根分明。
这就是辛追,汉朝长沙国丞相的老婆。
解剖的时候发现她肚子里还有一百多颗甜瓜子,估计是夏天贪凉吃瓜,吃完就引发了胆绞痛,人还没消化完就走了。
这下子全世界都炸锅了。
以前大家见过的要么是埃及那种干巴巴的木乃伊,要么是西伯利亚那种冻得硬邦邦的冰尸。
像这种在恒温恒湿环境下泡了两千年的“湿尸”,那是独一份。
说白了,她就是一个没被打开过的人体时间胶囊。
日本人精着呢,眼光毒辣得很。
那时候虽然还没什么基因测序的普及,但分子生物学已经要在爆发的前夜了。
头发这东西,那是提取DNA最方便、破坏性最小的玩意儿。
日本学界当时有个大算盘:他们想搞清楚东亚人的迁徙路线。
要是拿到了辛追的基因,哪怕是最原始的数据,他们也能在那张亚洲人种起源的图谱上,画上属于日本学者的一笔。
更要命的是另一个东西——血吸虫。
这玩意儿在国际上有个名字叫“日本血吸虫病”(Katayama disease),因为1904年是日本学者桂田富士郎先发现的。
日本一直以此自居,觉得自己是这块领域的祖师爷。
结果咱们专家在辛追的肝脏里,发现了大量的血吸虫卵。
这事儿太大了。
这意味着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这病就在中国流行了。
一下把这病的历史确诊时间往前推了两千多年。
这就好比你刚注册了专利,结果发现隔壁村老太太两千年前就在用这技术了。
到时候咱们手里就算有实物,嘴上也说不过人家。
面对田中角荣的请求,周总理那脑子转得有多快?
立马回绝了。
话说是咱们技术不行,暂时不往外送。
这其实就是给对方留个面子,底下的意思很明白:家里的金矿我现在挖不动,但我绝不能让你开着挖掘机来把金子挖走。
这可不是咱们小气,是真吃过亏。
就在马王堆发掘那阵子,咱们为了学术交流,把一些珍贵的汉代简牍资料给国外学者看了。
结果人家转头就利用信息差,抢先发表了研究成果,回过头来还指指点点,说中国学者研究滞后。
这种“借鸡生蛋”还顺手把鸡窝端了的事儿,有过一次就够够的了。
事实证明,这把门是守对了。
后来的几十年,关于辛追的所有研究,全是咱们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咱们不仅搞清楚了她一身的“富贵病”,到了2003年,湘雅医学院那帮专家真就把辛追的线粒体DNA给测出来了。
结果显示,这老太太是典型的东亚人种,跟现在的湖南人基因高度相似。
而且关于血吸虫的研究,咱们也把证据链做得死死的,直接把“解释权”牢牢攥在了手里。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那一瞬间的拒绝,简直是神来之笔。
要是当年为了所谓的面子,为了讨好客人,把这几根头发顺手送了,那今天在国际人类学和古病理学的讲台上,咱们可能就得坐在台下听别人瞎忽悠了。
如今那位利苍夫人还安安稳稳躺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地下寝宫里,两千多年都没挪窝。
她那一头乌黑的真发,那是咱们老祖宗留给后人的底气。
有些东西,那是花多少钱、拿多少技术都换不来的。
1972年的那场酒局早就散了,但那场关于尊严的博弈,赢得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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