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别拆，胡先生。”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身后幽幽地响起，像是从地窖里冒出来的潮气。
他没回头，手指已经碰到了包裹上那根粗糙的麻绳...
一九二三年的北平，天总是灰蒙蒙的。洋车夫的吆喝声，估衣铺的叫卖声，还有大学红楼里传出的激昂演讲，混在一起，被风一吹，就散了，什么都抓不住。
胡适觉得自己就像这抓不住的风。在讲台上，他是风暴。
他穿着得体的西装，戴着金丝眼镜，讲起“德先生”和“赛先生”，讲起易卜生和娜拉的出走，台下几百双眼睛就跟着他一起燃烧。
那些年轻的脸庞，男的，女的，都仰望着他，像信徒仰望神祇。
他的一句话，能让他们热血沸腾；他的一个手势，能引来雷鸣般的掌声。
这掌声是热的，能把他从里到外都烘暖了。
可一踏进家门，那股热气就“呲”的一声，被浇灭了。
他的家在胡同深处，一个宽敞的四合院。院子是好院子，就是太静了，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
空气里总有一种味道，属于他妻子江冬秀的味道。
那味道很复杂，是老家带来的陈年樟木箱子的味儿，是厨房里飘出的猪油和葱花的味儿，也是她打牌时，抹在手背上那股廉价雪花膏的味儿。
江冬秀是母亲在他出国前，硬塞给他的一门亲事。
她裹着小脚，走起路来像一棵左右摇摆的树。她不识字，最大的乐趣是凑齐四个人打麻将，最大的烦恼是家里的用人偷懒，或者菜市场的白菜又涨了一毛钱。
有一次吃饭，胡适刚从一场激烈的文学论战中回来，心情还没平复，忍不住在饭桌上说起白话诗的格律问题。他说了半天，口干舌燥。
江冬秀夹了一筷子红烧肉到他碗里，嘴里咕哝着：“吃你的饭吧。什么绿呀绿的，跟个苍蝇似的。我看你就是书读多了，闲的。隔壁王太太今天打牌，和了个清一色，你猜赢了多少？”
胡适把嘴里那口饭咽下去，感觉像是在吞石子。他放下筷子，说：“我吃饱了。”
他回到书房，关上门。整个北平的喧嚣都被隔绝在外，屋里只剩下他和一屋子不会说话的书。他觉得窒息。
他是一个活在二十世纪新时代的人，却被一桩来自上个世纪的婚姻牢牢捆住。他提倡婚姻自由，自己却像个带着枷锁跳舞的小丑。
这种日子，他以为会过一辈子。直到曹诚英的出现。
曹诚英是杭州来的，在北平的女子师范念书。
她第一次出现在胡适的视野里，是在一节公共课上。那天他讲的是中国哲学的流变。讲到酣畅处，一个女学生站了起来。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学生装，剪着齐耳的短发，眼睛亮得像两颗沾了水的黑葡萄。
“胡先生，”她的声音清脆，不大，但整个大教室的人都听见了，“您说‘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法子可以用在考据古书上。那可以用在人的感情上吗？感情这种东西，能求证吗？”
满堂哄笑。学生们觉得这个问题太幼稚，太“女人气”了。
胡适却摆了摆手，示意大家安静。他认真地看着那个女生，第一次发现，原来女学生的眼睛里，除了崇拜，还可以有这样的探寻和困惑。
“这位同学问得好。”他说，“感情，或许不能用考据的方法来‘求证’，但它需要比做学问更大的‘大胆’。因为假设一旦成立，你可能要用一生去承担后果。”
下课后，胡... ...他记住了她的脸。
几天后，在神州书局，他又碰见了她。她正踮着脚，想去够书架最高一层的一本外文诗集。
胡适走过去，很自然地帮她取了下来。是雪莱的诗。
“你也喜欢雪莱？”胡适问。
女孩回过头，看到是他，脸一下子红了。“胡先生……”她有些局促，把书抱在胸前，“我……我只是想看看。”
“喜欢就看。诗不是摆设，是用来读的。”胡适笑了笑。
那天，他们站在书局的角落里，聊了很久。从雪莱聊到济慈，又从英国的浪漫派聊到中国的新诗。
胡适发现，这个叫曹诚英的女学生，脑子里装的东西，比他想象的要多得多。她有自己的见解，不盲从，不附和。跟她说话，不累。
之后，他们见面的次数多了起来。有时是在北大的草坪上，有时是在一些朋友举办的文学沙龙里。曹诚英总是坐在最不显眼的角落，安静地听。
但胡适知道她在听，并且能听懂。他演讲时，目光会不自觉地去寻找她的位置。看到她专注的眼神，他心里就觉得踏实。
他们像两块磁铁，慢慢地，不受控制地靠近。
那年秋天，胡适的老毛病犯了，咳嗽，低烧，浑身乏力。医生说他这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最好是去山里住一阵子。
于是，他去了西山。
他在半山腰租了一个小院子，有三间瓦房，院里有棵老槐树。每天的生活就是喝中药，散步，看一些闲书。日子清净得像一杯凉透了的白开水。
他给家里写信，江冬秀托人回信说，知道了，让他好好养病，家里一切都好，儿子念书很用功。信的末尾，还问他钱够不够花。客气，周到，像一份公事公办的报告。
胡适把信看完，叠好，塞进枕头底下，心里那股空落落的感觉又来了。
就在他以为自己会在这杯白开水里泡到发霉的时候，曹诚英来了。
她提着一个藤条篮子，站在院门口，额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她说，是代表同学们来探望先生的，顺便也想请教一些学问上的问题。
她一来，院子里的空气都变得不一样了。
她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她会一大早就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去厨房，叮叮当当地为他熬药，煮粥。她熬的粥，火候正好，米粒软糯，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
“先生，喝药了。”她把黑乎乎的药汁端到他面前，旁边总会放一小碟蜜饯。
“先生，今天太阳好，我把您的书拿出来晒晒吧，免得生虫。”
“先生，您这件衬衫的袖口磨破了，我帮您补补。”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很自然，不邀功，也不谄媚。胡适看着她忙碌的身影，在阳光下穿梭，觉得这个冷清的院子，终于有了点家的样子。
他们白天在院子里的石桌上看书，讨论。胡适发现，曹诚英的诗写得极好，灵动，有才气，但又带着一丝少女的忧愁。
“烟雨入西山，洗出青峰一片。我心如飞鸟，盘桓在你窗前。”她把写好的诗稿递给他看，脸颊红红的。
胡适看着那几行字，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他拿起笔，在旁边写道：“山下风雨大，莫放飞鸟还。”
写完，两个人都沉默了。空气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发酵。
胡适的病，好得很慢，他甚至希望再慢一点。他贪恋这种日子。
早上醒来，能闻到粥的香气；午后散步，身边有一个能聊到一起的人；晚上在灯下看书，一抬头，能看见一个安静缝补的身影。
他觉得自己被治愈的，不是身体上的病，而是心里的那片荒漠。
终于，在一个下着大雨的夜晚，那层薄薄的窗户纸被捅破了。
雨下得很大，风刮得窗户纸呼呼作响。屋里很冷，他们点了一盆炭火。
曹诚英坐得离炭火很近，脸被映得通红。她正在为胡适整理他那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讲稿。
“诚英，”胡适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失败？”
曹诚英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先生怎么会这么说？您是所有人的榜样。”
“榜样？”
胡适苦笑起来，那笑声里满是凄凉，“我教别人如何挣脱枷锁，自己却戴着最重的一副。我白天在讲台上高喊个性解放，晚上回到家，却要面对一个连话都说不到一起的人。你不觉得这很讽刺吗？”
他第一次，对着另一个人，把自己婚姻的不幸和精神的痛苦，剥开来，血淋淋地展示。他说自己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木偶，掌声越热烈，他心里就越荒凉。
曹诚英静静地听着，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她不是同情，是心疼。她心疼这个在人前无比强大、光芒万丈的男人，背后却有这样深的孤独。
“先生，我懂。”她走过去，蹲在他身边，仰着头看他，泪眼婆娑，“我懂的。”
胡适看着她那双被泪水洗过的、清澈见底的眼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伸出手，把她拉进了怀里。
窗外的雨更大了，像是要把整个西山都冲垮。
从西山回来，胡适像变了一个人。
他眉宇间那股挥之不去的郁结之气散了，走路都带风。他会不自觉地哼起一些不成调的歌。连他家的用人张妈都看出来了，私下里跟邻居说：“先生这是遇上什么大喜事了？跟换了个人似的。”
胡适觉得自己确实是换了个人。他活了三十二年，第一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那滋味，比他读过的任何一首诗都要美妙。
但他很快就尝到了这种美妙背后的苦涩。
他和曹诚英只能偷偷摸摸地见面。在公园的僻静角落，在人来人往的茶馆包间。每一次见面，都像是偷来的。
曹诚英不觉得委屈。她觉得，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哪怕是这样，也是幸福的。
但胡适觉得不行。
他是个要面子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样对不起曹诚英。他不能让她这样不明不白地跟着自己，背着“第三者”的坏名声。
离婚？他想过。但他不敢。江冬秀虽然不识字，脾气却大得很。
更何况，她为胡家生了两个儿子，在乡里和亲戚眼中，是明媒正娶的胡家媳妇。
如果他因为一个女学生就抛弃发妻，那他之前所有关于道德、关于人格的言论，都会变成一个笑话。他会被人戳着脊梁骨骂“陈世美”。
他痛苦地思索着，想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有一天，他在书房里读古人的笔记，看到一则关于某文人一妻一妾、相处融洽的记载。他心里一动。
对啊，纳妾。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可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封建礼教的批判者，怎么能有这种想法？
但他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理由。他说服自己，这不是封建思想的回潮，而是在当前无法离婚的困境下，一种无奈的、变通的解决方式。
这至少给了曹诚英一个名分，让她能光明正大地站在自己身边。这是一种“尊重”，一种“负责”。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曹诚英。
曹诚英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妾？”她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字，脸色发白。这个字，是她从小到大在书里看到的最屈辱的字眼之一。
“诚英，你听我说。”
胡适握住她冰冷的手，急切地解释，“我知道这委屈了你。但这是唯一的办法。我不能让你没有名分。等我跟冬秀说了，我会给你单独安排一个住处，绝不会让你受委_屈的。她……她是个旧式女人，应该能接受的。只要保住她正妻的名分和面子就行。”
曹诚英看着他，看着这个她深爱的男人，眼里满是痛苦和挣扎。她爱他，所以她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也许，这就是她为爱情必须付出的代价。
她流着泪，点了点头。
下定决心后，胡适开始准备那封至关重要的信。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两天。宣纸铺了一张又一张，废掉的纸团扔了一地。
他想把话说得委婉，又必须把意思说明白。他想表达自己对新感情的珍视，又不能显得对旧家庭毫无情义。
最后，他终于写成了一封长信。
信的开头，是惯常的问候，问妻子身体如何，儿子是否听话。然后，他花了大量的笔墨，来描绘自己精神上的空虚和痛苦，说自己像一艘在黑夜里航行的船，找不到灯塔。
接着，他写到了曹诚英的出现。他把她形容为那座拯救他的灯塔，说她如何与他灵魂契合，如何让他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在信的结尾，他终于图穷匕见。他写道，为了不辜负这份上天赐予的真情，也为了对诚英负责，他恳请江冬秀能够“深明大义”，允许他纳曹诚英为妾。
他承诺，江冬秀作为正妻的地位绝不会动摇，家里的财政大权也依然由她掌握。他只是……想给自己的灵魂找一个栖息地。
他反复读了几遍，觉得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合情合理。他相信，江冬秀就算一时不能接受，但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旧式女人，最终会为了家庭的完整和丈夫的前途而妥协的。
他用火漆封好信，叫来一个最可靠的同乡，让他快马加鞭，务必亲手把信交到绩溪的江冬秀手上。
信寄出去之后，日子变得格外漫长。
胡适每天都像在油锅里煎熬。他一边幻想着江冬秀妥协后，他和曹诚英光明正大在一起的美好未来；一边又忍不住担心，万一江冬秀大发雷霆，闹得人尽皆知，该如何收场。
他每天都去查看邮箱，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绩溪那边，音讯全无。
这种死一样的寂静，比一场暴风雨更让人心慌。
曹诚英也变得忧心忡忡。他们见面时，不再聊诗歌和哲学，话题总是围绕着“信到了吗？”“为什么还没回信？”。
“她会不会是……气病了？”曹诚英小声猜测。
“不会。”胡适摇头，语气却不那么肯定，“她的身体，比我还好。可能是……在想吧。”
第三周的星期二下午，胡适正在书房里心烦意乱地翻着书，佣人张妈在门口探头探脑。
“先生。”
“什么事？”胡适不耐烦地问。
“门口邮差送来一个从老家寄来的包裹。说是太太指明给您的。”张妈的表情有些奇怪。
“包裹？”胡适的心猛地一跳，“不是信？”
“是个蓝布包袱，看着还不轻。”
胡适的喉咙一下子干了。他站起来，对张妈说：“拿进来，然后你下去吧，今天不用在书房伺候了。”
张妈把一个用蓝色土布包裹得方方正正的包袱放在书桌上，悄悄退了出去，还顺手关上了门。
书房里顿时安静下来。
午后的阳光懒洋洋地照在书桌上，那个蓝布包裹，像一个沉默的谜语。布料是绩溪老家常见的那种，洗得有些发白，上面用一根粗麻绳反复捆绑，打了一个非常结实的死结。
胡适盯着那个死结，感觉自己的心也被什么东西给勒紧了。
他伸出手，想去解那根绳子，但手却不听使唤地发抖。他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即使是第一次上台演讲，也没有。
他在书房里来回走了几圈，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想，里面会是什么？是江冬秀哭诉的长信？
是她退回来的一些他的旧物，表示恩断义绝？还是……绩溪的土产？她可能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她还是关心他的。
他坐回椅子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他用指甲一点一点地抠那个死结，抠了半天，才把绳子解开。
他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揭开那块蓝布。
包裹里没有他想象的任何东西。
当最后一层布被揭开时，胡适的瞳孔猛地收缩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