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尼克松临终前留下一句恐怖遗言：我们恐怕亲手造出了一个“怪物”
一九九四年4月，就在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美国前总统咽气前没几天，他躺在病床上，对着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突然冒出一句让人后背发凉的话：“我们恐怕是制造出了一个‘弗兰肯斯坦’。”
这话要是一般人说的也就算了，可偏偏出自尼克松之口。
要知道，这老爷子可是被西方媒体捧为“破冰者”的战略家，当年那场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被他写进回忆录里吹了一辈子。
谁能想到，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他竟然对自己最得意的外交杰作——中美关系正常化，感到后悔了。
这就值的玩味了，究竟是什么让这位冷战时期的反共老手，在时隔二十多年后狠狠打了自己的脸？
难道当年那场轰动世界的“破冰之旅”，从一开始就是个被严重误判的巨大的坑？
这事儿吧，咱们得把日历翻回20世纪60年代末。
别看现在的书上总说什么“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但在那个节骨眼上，尼克松看中国的眼神，那绝对不是看朋友，而是在看一张必须要打出去的“牌”。
这个时候的美国，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简直就是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
当时的局势有多糟糕？
越战那个无底洞，就像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每天都在把美国的美元和年轻人的性命往里填。
国内的反战游行那是天天闹，白宫外面就没清静过。
更要命的是，美国在美苏争霸的棋局里，第一次露出了败相。
北边的苏联可是咄咄逼人，勃列日涅夫手里握着的核弹头数量正在疯狂追赶美国，甚至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随时准备动手。
尼克松是个绝顶聪明的现实主义者，他心里门儿清：单靠美国自己，想同时摁住苏联这头熊和越南这只虎，根本没戏。
他急需一个足够分量的盟友来分担火力，环顾全球，只有那个在东方屹立不倒、刚刚和苏联在珍宝岛干了一仗的红色中国。
但这事儿难就难在，两个国家互相骂了二十多年，隔阂比太平洋还深。
美国这边长期妖魔化中国，中国那边也视美帝国主义为头号敌人。
尼克松要是敢大摇大摆地说“我要去北京”，第二天国会就能把他弹劾了。
怎么办？
这就得提到那场堪比谍战大片的“波罗行动”。
1971年7月，尼克松派出了他的心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对外宣称是去南亚考察，实际上是演了一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这出戏演得那是相当逼真，奥斯卡都欠基辛格一座小金人。
基辛格到了巴基斯坦，突然在晚宴上捂着肚子叫唤，说是“水土不服”病倒了，要去山上的那提亚加利别墅静养。
实际上呢？
他在凌晨戴着大墨镜、裹着风衣，偷偷摸摸钻进了一辆没有任何标志的汽车，直奔机场。
在那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早就准备好了一架波音707。
为了保密，基辛格连那个标志性的黑框眼镜都没敢带，活脱脱像个刚做完案的特工。
这一飞，就是飞越“世界屋脊”去见周恩来。
我刚查了一下当年的记录，那一趟飞得可是惊心动魄。
中国这边呢？
毛主席和周总理那是何等人物，早就看穿了美国人的那点小心思。
美国人急，我们不急。
当基辛格像做贼一样落地北京南苑机场时，迎接他的是叶剑英元帅。
在随后不到48小时的密谈里，周总理展现出了惊人的外交艺术。
基辛格后来回忆说，他原本以为会遇到一群狂热的革命者，结果遇到的是世界上最优雅、最犀利的谈判对手。
周总理一方面坚持原则，台湾问题没得商量，美国必须撤军、废约、断交；另一方面又给足了美国人面子，表示只要大方向一致，细节可以谈。
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把基辛格这个哈佛教授折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觉得自己以前读的书都白读了。
基辛格前脚刚走，尼克松后脚就迫不及待地要来“摘桃子”了。
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
接下来的这一幕，被无数历史学家反复解读：当尼克松走下舷梯，还离地面有几级台阶时，他就远远地伸出了手，主动向周总理走去。
这可不是简单的礼貌，这是精心设计的“赎罪”。
要知道，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傲慢地拒绝与周恩来握手，这个梁子结了快二十年。
尼克松这一握，不光是给中国面子，更是向全世界承认：美国人低头了，这日子单靠自己过不下去了。
那一周，尼克松在北京过得像个明星。
他笨拙地学着用筷子夹菜，在长城上感叹“不到长城非好汉”，和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里谈哲学。
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实际上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承诺逐步从台湾撤军。
表面上看，尼克松赢麻了：他成功拉拢了中国，狠狠地恶心了苏联一把，不仅顺利从越南脱身，还凭借外交得分成功连任。
在那几年的西方媒体眼里，这是“尼克松冲击”，是西方外交的伟大胜利。
可是，历史的剧本从来不会完全按照导演的意图走。
尼克松当年的算盘打得很精：他想把中国变成对抗苏联的工具，变成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颗棋子。
按照他的设想，中国会因为需要美国的资金和技术，从而在这个体系里不仅依赖美国，甚至在制度上也会逐渐被美国“同化”。
他以为他打开的是一扇窗，能把美国的风吹进中国；但他没料到，中国利用这扇窗，不仅呼吸到了新鲜空气，还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并没有像美国预想的那样成为西方的附庸。
相反，中国借助中美关系缓和的契机，迅速打破了国际封锁，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以此为跳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
中国引进了西方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
这只被尼克松视为“工具”的东方雄狮，在短短几十年里，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积累。
这就是尼克松晚年感到“后悔”的深层原因。
他是个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在他的认知里，要么你被我同化，要么你就是我的敌人。
他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第三种可能：一个国家可以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制度特色，并且发展得比老师还要快。
当他看到中国经济腾飞，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再是那个需要借力打力的配角，而是成为能够制定规则的主角时，他心里的那种“霸权失落感”油然而生。
所谓的“弗兰肯斯坦”，不过是西方政客对自己无法掌控事物的恐惧罢了。
尼克松后悔的不是访华本身，而是后悔他低估了中华民族的韧性和智慧。
他以为自己在下棋，其实他只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个推手。
当他为了美国的利益敲开中国大门时，他也释放出了中国压抑百年的发展潜力。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国与国之间哪有什么永恒的施舍或利用，只有实力的博弈。
尼克松的这声叹息，恰恰是对中国崛起最反讽、也最真实的注脚。
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走了，享年81岁。
不管他临终前有多后悔，历史的车轮已经滚过去了，这车，是再也挂不上倒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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