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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至1989年，华为作为代理商，销售香港鸿年公司的小型交换机大获成功，订单接到手软。
但在1989年初开始，香港鸿年公司的供货量明显下降，让华为处于有订单却没货交付的地步。
逼得任正非不得不对销售人员说：“可以继续跑单，但不能签单。实在不行你们先回来，想干什么都行，先休息两天。”
任正非调研市场后发现，不只是华为一家缺货，而是整个市场都是如此。
任正非在行业危机中看到了契机。如果在这个时候能够破局，华为的市场占有率必然迎来飙升。所以他直接跑到香港，拜会鸿年公司的老板梁琨吾。
梁琨吾对任正非说：“我们没有囤货，也不是在玩饥饿营销，现在的情况是小型交换机全球吃紧。”
任正非开口问道：“哪一块部件出问题了？”
梁琨吾说：“电路板。现在全球缺货，有钱也买不回来。”
任正非问：“大型交换机也是同样的情况？”
梁琨吾摇摇头说：“要好一点。”
任正非明白了其中的关键：“看来他们把产能转移到利润更大的大型交换机上，才造成吃紧。”
梁琨吾点头说：“是的。一台小型交换机的利润在数千块钱，而大型交换机的利润高代几万到十几万。”
当时全球的通讯设备几乎都被那么几家大型企业垄断，在通信行业的高速发展期，这些企业优先供应本国或西方市场。
以至于在中国市场出现，一台500门的交换机开通使用时，当地省级领导都要到现场剪彩，可见其产品紧俏程度。
任正非沉默了一会，开口问道：“你们这么多年没想过自己生产？”
梁琨吾摇摇头说：“这一行技术难，门槛高，目前整个亚洲都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全球交换机市场‘七国八制’（来自七个国家的八种制式和标准），诸侯混战，不知道谁能笑到最后，不敢投入。”
任正非不信邪，从香港回来后，打定主意自己开发和生产交换机。一方面，这种设备的利润真的是太大了；另一方面，这些国外供应商的服务非常差劲，国内用户怨声载道。
当时统治中国通信设备市场的是美国朗迅科技、加拿大北方电讯公司、瑞典爱立信公司、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比利时贝尔公司、法国阿尔卡特公司，以及日本NEC公司和富士通集团。
这8家公司无一例外，都非常蛮横。售后反应慢就算了，处理人员还经常两手一摊，没有备件，修不了。
你问备件什么时候到。对方回复不知道。因为交换机标准不统一，配件不通用，没人敢大量囤积配件。
在这里客户不是上帝，是孙子。任正非看到客户的痛点，也看到了外资在中国市场的命门。这么大的机会和破绽，谁能抓住就能日进斗金。
任正非本身就是技术大佬，知道如何在技术方面突破。
任正非第一时间跑去华中科技大学，拜会大学里的多位牛人。华中科技大学在信息与通信领域的研究一直领先于其他高校。
当时中国最好的人才要么在科研单位，要么在大学里面，福利好，旱涝保收。华为一家刚起步的民营企业如何吸引他们过来？
体制内唯一的缺点是工资太低，大学教授的工资仅三四百块，所以在当时出现了“造核弹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
任正非没有其他优势，只能用钱砸。任正非对这些教授、专家开出了十倍的薪资。为了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高收入的可持续性，任正非说：“只要愿意过来，先给一笔数万元的安家费”。这笔钱相当于专家在原单位上20年班的总收入。
除了金钱攻势，任正非还和他们谈科技兴国、家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未来中国市场的走向，以及华为的愿景。
“西方市场经济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通讯技术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信息沟通，其普及之势无可阻挡。这是一个新兴的领域，未来华为一定会在这个领域有立脚之地。”任正非坚定地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最终，任正非凭借无与伦比的薪酬匹配和“巧舌如簧”，说动了三位牛人——郭平、郑宝用、聂建林加入华为。
任正非资金有限，郭平、郑宝用、聂建林三人都是理论高手，没有实际开发经验。稳妥起见，华为决定走仿制路线。
对于没有任何研发经验的人和企业，最稳妥、最快捷和最具经济性的方式就是逆向工程。
目标选择的是当时名气最大的贝尔公司产品，华为从市面上购买交换机实体，拿回来拆解、研究和复制。
为此任正非租下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作为研发和办公场所，让华为当时的50多名员工全部入住，包吃包住。
华为员工很开心，这意味着省掉了一大笔房租费。只是条件有些简陋，十几张床挨着墙边排开。床不够，就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
很快员工发现，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确实是节省了费用，但这样也没有了工作和生活的分界线。
研发部门不分昼夜，做得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每一个员工随叫随到，对问题和任务快速处理。
为了鼓励员工，任正非亲自推着餐车，送餐上门，抄起大勺为员工打饭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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