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读到明朝方孝孺的故事时，我心里是发冷的。

燕王朱棣夺位，逼他起草即位诏书。
方孝孺掷地有声一句：“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于是，诛十族。
所谓十族，是传统九族之外，又添上了他的门生。
在皇权一手遮天的年代，这已经是酷刑的天花板，是刻在史书里的血色恐怖。
那时我总以为，人类在株连这件事上，大概已经走到了极致。
直到后来，我读到了杨献珍。
杨献珍这个名字，如今知道的人不算多。
但他写过一本书，书名读来字字扎心——《我的哲学“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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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潜心治学的哲学人，竟要给自己的半生经历冠上“罪案”二字，这五个字背后的重量，已经胜过千言万语。
他的“罪”，说起来简单得近乎荒谬：
在课堂上，他说，事物的规律，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
这话放在任何一本哲学史教材里，不过是再寻常不过的辩证思考，半点算不上惊世骇俗。
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里，这一句话，就成了洗不清的“原罪”。
接下来发生的事，比诛十族的故事，更让人心底发凉。
一场围绕这句话的“讨论”，在全国铺开。
凡是在文章里、讲话中，对“合二而一”表过赞同的人，姓名、单位、住址，被一一登记在册。

这些名单被转回每个人的原单位，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场“各自处理”的风暴。
你是不是杨献珍的学生？不重要。
你认不认识他这个人？不重要。
你只是在文章里，为这个观点点过一次头？这就够了。
中央党校里，有人不堪重压，被逼跳湖自尽；
有人走投无路，投井结束了生命；
军队之中，甚至有人因为写文章认同这个观点，被判处死刑。
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方孝孺。
方孝孺被诛十族，听起来惨烈无比，但至少，“十族”是一个有边界的数字。
而杨献珍的这场“哲学罪案”，牵连的人，根本没有数。
它不按血缘算，
不按师承算，
只按一条看不见的线来划分——
你的思想，站在哪一边。
这是一种更隐蔽，也更残酷的株连。
它不需要刀斧加身，
不需要昭告天下，
只需要一张名单，一次转送，一轮又一轮无休无止的批判。
不见血的刀，往往更锋利。
后来，杨献珍把这一切，都写进了《我的哲学“罪案”》里。
他说，自己的讲稿被逐字逐句编号、立卷，封皮上写着定下的总罪名；

他说，《人民日报》曾在头版，刊登过一篇《抖杨献珍的底》的文章；

他说，既然别人要抖他的“底”，那他索性自己写出来，把这一切，留给历史评判。
读到这里时，我心里很清楚：
他写这本书，从来不是为了为自己辩护。
他是想提醒后来的人：

当思想被贴上“罪”的标签，当异见被当成洪水猛兽，诛十族，从来都不是终点，只是一个开始。

方孝孺的时代，杀人还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杨献珍的时代，连“理由”本身，都能无限生长、无限牵连。
回头再看“诛十族”这三个字，它早已不只是一个历史名词。
它更像一把尺子，一个刻度。
刻度的另一端，刻着一句更让人不寒而栗的话：
只要你想得和他一样，你就是他的“族人”。
这，才是我合上书页后，真正感到彻骨寒意的地方。